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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轰炸80年祭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以炸迫降”,从年开始就对重庆进行零星轰炸。从年1月开始,日军对重庆进行密集的大规模轰炸,截至年,日机对重庆进行无差别轰炸次,出动飞机批、架次,造成3万多人直接伤亡、多人间接伤亡。这场在二战期间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空中大屠杀就是“重庆大轰炸”。
年起,名大轰炸受害者及遗属代表组成诉讼团赴日起诉,要求日方谢罪赔偿。案件历经两审,裁判结果均为承认轰炸史实,驳回谢罪赔偿诉求。
今年距离重庆大轰炸过去已整整80年。过去十年间,重庆的85位大轰炸受害者中已有30多位去世,这些历史的见证者们正在加速逝去,健在者也都是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对这些亲历者的经历进行抢救性的记录和保护已迫在眉睫。近日,广州日报记者在重庆专访了一批当年的重庆大轰炸亲历者,他们向记者讲述了那段血泪岁月。
曾宪君:80年心结没打开
曾宪君
81岁的曾宪君抱着父母的照片,这是在轰炸中双亲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她的额头上还留着大轰炸造成的疤痕。80年过去了,她的心结还没打开,还是觉得堵得慌。“因为日本政府还拒不道歉,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半岁失去了父母
在曾宪君很小的时候,外祖母就告诉她,她的父母在年的重庆大轰炸中被炸死了。大轰炸前,她家住在重庆市桂花街1号,她的父亲名叫曾焕文,在重庆商会工作。当时她家境殷实。“小时候我家的写字台和柜子里到处都放着钱。”
年5月4日,父母一起去罗汉寺烧香,回家的路上遇到几个朋友,于是相约一起吃饭。刚到饭店坐下,空袭警报就拉响了,炸弹和燃烧弹随后就投掷了下来。警报解除后,和父亲一起吃饭的几个朋友来到外祖母家,一进门就问外祖母,“曾焕文回家没?”外祖母说“没回来。”几个人赶忙回到吃饭的那家餐馆,只见房屋已经被炸毁,现场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和烧焦的皮肉味。
外祖母不死心,但最后找遍了半个重庆都没有找到父亲的遗体。“我父母一定是被大火烧焦了,尸骨无存。而那时我只有半岁,我还不懂得失去父母的痛苦,更不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生活。”
14岁开始当童工
外祖母把曾宪君带到了重庆璧山县的乡下,从此,曾宪君便过起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日子。一个瘦弱的女孩却干着很多壮年男子都觉得吃力的活——上山砍柴、当挑夫。“只要能有口饭吃,什么都干。”
在曾宪君的记忆里,童年是最悲惨和灰暗的日子,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肉。有一次,别人送了一块猪肉给外祖母,直到肉放霉了,外祖母都没舍得吃。曾宪君的所有衣服都是由父母的衣服改做的,寒冬腊月也是一条单裤。“我15岁之前都没穿过鞋子,下雪天也光着脚。”
年,外祖母得了老年痴呆症。那时,曾宪君还未满10岁。家里的家务事全都落在她的肩上。年,外祖母去世了。她就跟着又聋又哑的小舅舅一起生活。为了养家糊口,她14岁就给别人家当用人,开始了童工生涯。
曾宪君说,自己现在非常注意锻炼身体,因为,对日本的诉讼远没有结束,需要她这样的受害者站出来当证人。曾宪君和其他大轰炸受害者还建议,把6月5日设为“重庆大轰炸死难同胞公祭日”。
高原:91岁老人坚持抗争24年
高原
今年91岁的高原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诉讼团的首任团长,也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中为数不多的90岁以上的健在者。78年前的“重庆大轰炸”使高家的住宅和印刷公司等多处产业被毁,高原的母亲被炸成重伤,时年9岁的妹妹也在轰炸中不幸遇难。从年至今,他每年都会写一封对日本政府的抗议书和索赔书,迄今为止已经写了整整25年。
在防空洞坐了个小时
高原的家族在重庆是大户人家,早在他祖父那一代便到重庆做生意。
高原回忆说,年5月3日和5月4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二战史上最大规模的轰炸。当时,他已经11岁,对当时情形记得非常清楚。5月3日中午1时,山城重庆还笼罩在淡淡的薄雾中。突然,大街上响起了防空警报的嘶鸣声。随后,市区的高层建筑上都挂起了红球。在战时,红球表示敌机发动空袭,绿球表示解除警报。
几分钟后,从长江南岸的山顶上传来飞机的隆隆响声。第一波炸弹过后,重庆下半城一带的房屋成片被炸毁。仅仅过了两个小时,第二波炸弹就投到了,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和白磷味,凄惨的哀嚎声此起彼伏。
高老告诉记者,他们家一共遭遇日军三次轰炸,三次轰炸后,他们家也由一个大富之家变得一贫如洗。
高原告诉记者:“我算过,在防空洞里坐了多个小时,用菜油点煤油灯,几天几夜警报不解除,我们算好的,大多数老百姓挤在公用防空洞里,空气污浊,设施简陋。真是惨。”
在年到年的5年中,“跑警报”成为重庆人的重要生存技能。有时躲在防空洞里,一躲就是十多个小时,甚至连续两天。有时实在撑不住了,就冒险回家吃点生冷食物。每次躲警报回来总要大扫除,房子受到震动,天花板和墙壁的石灰泥块纷纷坠落,地面一片狼藉,家里全部是灰尘。房子还在算是好的了,很多人房屋被炸,一夜间倾家荡产。
经历了“5·3”“5·4”大轰炸后,重庆的基础设施严重被毁,电力线路修复较慢,到了晚上,城里到处都黑乎乎的一片,像一座鬼城一般。
曾寄抗议书给日本首相
年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时,他看到报纸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消息,就将自己的经历写入抗议书和索赔书邮寄给了日本《读卖新闻》,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漫漫抗争之路。年元旦,高原带着抗议书和索赔书来到了重庆日本领事馆。日本领事退回了抗议书和索赔书,并称对轰炸造成的灾难表示遗憾,但不会给予赔偿。年,他和位幸存的大轰炸受害者组成了联谊会,年底,联谊会改名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他出任团长,名老人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高老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抗议索赔书,上面写着“第二十五次抗议书、索赔书,生命不息,抗议不止,生命不止,索赔不已”,长达十几页的内容是他年11月12日到12月1医院住院期间在病榻上手写的,然后让儿子拿去打印,再寄给日本有关方面。
24年间,高老共向日本邮寄了25封抗议书和索赔书,控诉日军大轰炸对重庆的伤害,分别寄送给日本政府和日本首相,但从未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此外,他还先后多次自费前往日本出席对日诉讼,并进行公开演讲,向日本民众讲述日军在重庆犯下的滔天罪行。“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在广岛讲述重庆大轰炸的经历时,当地民众都买票坐在地上听我演讲。一名日本老太太听了直流眼泪,她说,‘通过你的讲述我才知道我们的军队曾经做过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这跟我们政府宣传的完全不一样,我以后再也不信他们了。’”
高老表示,自己20多年的坚持就是要让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这段历史,让全世界都知道重庆大轰炸的真相。如果索赔成功,所有的款项将全部捐献给公益事业,包括修建重庆大轰炸纪念馆等。“我要搞好身体,活到岁,索赔到底。”老人激动地挥舞着拳头说。
简全碧:常梦到令人窒息的防空洞
简全碧
81岁的简全碧拉开衣服,右侧肋下一道碗口般大小、长6厘米、深达4厘米的伤痕已呈褐色。伤口直到现在仍隐隐作痛。大轰炸中导致她右侧乳房不能正常发育,这让简全碧深感自卑。直到28岁,她才鼓足勇气结婚。
年5月4日和年8月19日,简全碧的家先后两次遭遇轰炸。第一次,她家房子和财产全部被毁;第二次,祖母被炸死,她本人遭受重伤,她唯一的妹妹也被迫送给别家抱养,此生再未谋面。直到现在,简全碧常梦到自己躲在黑暗而令人窒息的防空洞里,呼喊着母亲的名字,周围全部是沾满鲜血的尸体。
祖母为救她身亡
简全碧尽管白发苍苍,但头发一丝不乱,看起来十分优雅。她年出生在重庆市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我的二姑妈,还有我几个侄子,都读过书,新中国成立后都在政府部门任职。”她出生时,父亲已经54岁,母亲已经39岁。父亲对她视作掌上明珠。他的父亲当时是一名律师,家境优越。
年5月4日,简全碧家一栋约平方米的房子被日军全部炸毁。她母亲怀有身孕,看到房屋尽毁,精神状况变差。年初,简全碧的妹妹出生了,但一家人的生活更加困难。
年8月19日,日军对重庆进行第二次大轰炸。当时,简全碧祖母家居住的关庙街是重庆的中心。因为母亲身体状况不好,她父亲先抱着妹妹,扶着母亲到防空洞避难。祖母随后也抱着她出门,一颗炸弹落下,祖母一把将她推开,自己却被炸弹炸死。
简全碧捡回一条命,却被飞溅的弹片击中了右侧上腹部和乳房下面,受到重伤。刺进身体的弹片非常尖利,切断了筋肉,弹片取出后伤口迟迟不能愈合,还严重感染化脓。
当时家里根本没有余钱给母亲看病,就连妹妹也养活不了。年底,父母忍痛将妹妹送给别人收养。年春,母亲在饥寒交迫中去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去投靠亲人,她寄人篱下,受尽虐待和屈辱。“我一下子从一个大小姐变成了一个孤儿。”
一辈子都生活在阴影中
年1月,她的父亲也去世。“我们一家骨肉分离,家破人亡,这一切都是万恶的日军造成的。”简全碧放声大哭了起来。
年,简全碧加入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因为她在受害者中年龄算是小的,加上身上的伤痕很有说服力,她先后三次自费几万元前往日本参与开庭。简全碧说,因为大轰炸,自己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一家人家破人亡。至今她还经常梦到大轰炸的场景。只要下雨或者变天,她的伤口就疼痛难忍,残缺的身体也让她深感自卑。
现在,简全碧是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的骨干力量,每周召开一次的协调会议她都会如期参加。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她也会最大限度地在经济上支持原告团的活动。尽管身世凄惨,但简全碧却十分坚强。她也时常受邀到附近的小学去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那段历史。
目前,让她有危机感的是,越来越多的大轰炸受害者因为年事已高而陆续去世。“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就算我这辈子看不到日本政府道歉,我的子孙也会传承我的事业。”
王西福:砸锅卖铁也要讨个公道
王西福
王西福今年84岁,年10月,一家人从上海逃难到重庆江北,在重庆简家台50号开餐厅。
4岁亲眼看见父母去世
年5月3日是王西福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1时,30多架飞机,轰鸣着朝重庆朝天门呼啸而来。母亲把他夹在腋下跑出饭店,他们家出门四五十米有一个木材厂,一家人躲在木材堆下面。一个炸弹落下,把木料炸塌了,他父母当场被压死。
王西福说,当时母亲肚子里的孩子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一尸两命。日本鬼子的这个仇我怎能不报?”王西福挥动着拳头,狠狠地捶了捶桌子。
当时,他的额头被划伤了一个大口子,工人们听到哭声,拨开木料,把他拖了出来。4岁的王西福吓得大哭,他往周围一看,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电线杆子和树枝上都挂着人的断手断脚,人的血肉都粘在墙壁上,还有野狗在啃噬着人的尸体。80年过去了,这种惨烈的场景时常还出现在王西福的梦境中。从这一天起,王西福成了孤儿。
吃剩饭睡垃圾箱饱受艰辛
王西福此后被叔叔王海清收留。王海清只有一个女儿,他想把王西福当他的干儿子。王海清开了一个缝纫店,每天天不亮,王西福就要去挑水、捡煤球、捡柴火。他至今还记得,每天要到米开外的水井挑8挑水,因为自己个头小,只能挑30斤的水桶,要8挑才能满足一家8口人的需要。自从叔叔有了亲生儿子后,王西福的日子更难过了。
8岁那年,他离开了叔叔的家,到解放碑去摆摊擦皮鞋。因为大轰炸,当时街头流浪的孤儿很多,擦皮鞋竞争也很激烈。他去得晚,个头小,大孩子们都欺负他,把他的箱子砸烂了,钱也抢走了。没饭吃,夏天他就到饭店里面帮别人扇扇子,客人吃得高兴,给他些剩饭吃。但饭店老板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身上又不干净,就把他赶出饭店。他还捡客人烟缸里的烟头,剥出烟丝卖,一天大约有一块钱收入。
冬天是最难熬的时候,下雪他就睡垃圾箱,但里面太臭。当时重庆有一个老字号皇后餐厅,晚上12点钟以后灭火,炉灶有很大的热气。但灶口只有半人高,他就蜷缩在那里,整夜一动不动。
砸锅卖铁也要讨个公道
“如果父母不被炸死,我不至于当了80年孤儿,我也不会成为一个文盲。”大轰炸的阴影至今仍未散去,无数次,他梦到父母满身是血,呼喊着他的名字。
最近几年,王西福的身体每况愈下。十多年间,他先后3次自费前往日本参加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他说,有生之年最大的希望就是能看到日本人向重庆受害者谢罪赔偿。他专门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他,追诉期只对普通案子适用。而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战争罪,是不受时效限制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诉讼。“这是我一辈子的战斗,就算砸锅卖铁,我也一定要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
陈桂芳:80年前的弹片还残留脑中
陈桂芳
87岁的陈桂芳老人额头上的皱纹像小山丘一样,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她的身高还不到1.5米,身材也异常瘦削。她的脑中还残留着一块金属弹片,80年间,她一直遭受着疼痛的折磨。大轰炸的阴影,如同这枚弹片,伴随着她的一生。
陈桂芳年3月3日出生,父亲名字叫陈万金。一家人在重庆市江北陈家馆田家院子有3间房,家境殷实。
捡回一条命却成重度残疾
年5月3日中午,空袭警报拉响,母亲带着她躲进了离家不远的生基坟(俗称:生坟,寿坟),陈桂芳当时年纪小,不懂事,从未见过飞机,很好奇,小脑袋伸得长长的往天上张望。日机黑压压地向民房开过来,母亲双手紧紧把她抱在怀里。只听见一阵阵轰炸声,炸弹像雨点一般落下来,周围顿时火光冲天。陈桂芳吓得哇哇大哭。她发现一位和她一起躲藏的阿婆因为裹着小脚,腿脚不利索,手臂被炸断,痛苦地喊叫着。
就在这时,一颗炸弹落下,母亲当即被炸得肠子都露出来了,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几块弹片也飞进了她的脑袋中和双手,她手臂鲜血直流,当即昏死了过去。第二天,她的父母都重伤身亡。
陈桂芳虽捡回一条命,却重度残疾。残留在脑中的弹片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太差没有及时被取出,她常年头痛难忍,彻夜失眠;左耳常年耳鸣,耳朵中整天好像有成千上万只蜜蜂在飞舞;右臂被炸成弯曲畸形,除了简单的拿碗筷吃饭,不能干任何重活。
坚持加入原告成员团
父母双亡后,陈桂芳跪求好心的邻居埋葬了父母。有时,她会突然失去知觉,昏倒在地,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弹片残留在脑部留下的后遗症,有人说她得了癫痫(俗称羊痫风),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每当头痛时,她就使劲咬舌头,舌尖都被她咬断了。
年,陈桂芳11岁,邻居刘姐在重庆裕华纱厂上班,听说厂里招童工,她第一个就想到了身世可怜的陈桂芳。虽然有饭吃,却没有工钱。因为脑中有弹片,经常头疼,早在年,她才40岁时就病退回家。
大半辈子过去了,她还经常从噩梦中惊醒,眼前浮现出当年血腥的场景。残留在脑中的弹片让她每天都头痛难忍,长期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年初,陈桂芳从电视上知道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的消息。第二天她就写报告要求加入。一开始,几个孩子对此并不支持,认为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索赔不见得能成功。但老人性格倔强,坚决要去当志愿者。她去走访时,很多大轰炸幸存者嫌麻烦,都不愿意参与。但老人还是挨家挨户走访,并最终找出了十多名大轰炸受害者,他们一起成为了原告团成员。
如今岁数大了,陈桂芳最大的担忧就是随着受害者陆续去世,这段历史会被人遗忘。只要有空,她就会给晚辈们讲述这段历史。(文、图/肖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