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某校高中生文章写出如此深度！专家：你放大10倍看看
我直呼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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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讲究文化传承之苦。在没有读过类似的书之前，我不会在去一个地点时思考他的背景与内涵，《文化苦旅》使我开始思考物质背后的精神文化。
我很喜欢《文化苦旅》中的一段话：“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件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我们国家的遗迹、文化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什么是文化？以百度百科上的话来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代表着这个民族最为珍重的事物。如果一个民族连文化都不存在了，那么便不足以被称为一个民族。
我们在旅游时看到的是美与震撼，而作者却能在其背后看到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这些是现代的我们较为缺少的，也是作者想要通过《文化苦旅》传播的。试想一下，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在逐渐消亡，那这个民族呢？
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消亡吗，《风雨天一阁》告诉了我这个答案。
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它对我国文化传承做出的贡献毋庸置疑，用作者的话来说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阳关烽火台都能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化为土墩，更何况那些“柔弱”的藏书呢。
范氏做到了，他们将这件“奇迹”做成了。而奇迹的成功源自于创建人范钦的遗产分配。
一边是万两白银，一边是“毫无用处”的藏书阁，让后辈在其中选择，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选择。获得白银的一边将一夜暴富，而藏书阁只会成为一个长久的负担。这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选择，也是促成了“奇迹”的一个选择。
范钦知道，必须如此不近情理，励志继承藏书的一边完全没有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使藏书阁一直保存下，选择藏书的一边为的只能是藏书！一般人却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白银，范钦害怕的就是这一点，若是两边都无人要藏书，那它只有消亡的结局。
而当我看到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时，我被感动到了。有谁会真正为了一楼藏书而放弃万贯家财？有谁会真正做到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又有谁会将这种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
范氏做到了，而我们中国，还有着许许多多的“范氏”。文化不倒，古代的天一阁是由一个范氏家族所支撑的，现代的天一阁由我们共同支撑！
——董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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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一些思考
之前一直想看这本书，但是一直没敢看，因为听说太致郁了；最近花了一周看完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怎么描述呢，其实看完书后给我的痛感并没有先前想象中的那么强烈、或者急切，它只是用一把钝刀缓慢地剜着我的心脏、刺向我的心房，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压迫得我喘不上来气、压迫得我近乎要窒息。
这是一部深刻、优美、准确的文学作品，超乎寻常地冷静、成熟，同时又有着才华横溢的造句和直击人心的比喻，书中每一处修辞都绮丽至极——“他的沉默像颗宝石衬在刚刚吵闹的红绸缎里”、“那感觉就像扶着古迹的围墙白日梦时突然摸到干硬的口香糖”、“色彩斑斓得像热带鱼”……太精确了，硬生生揭开了美丽下的腌臜、不留情地运用着文法和语言，太震撼了。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她被毁灭的故乡、是李国华的儿童乐园，可是为什么取名叫“初恋乐园”呢？看完书后去看了林奕含的采访——她说，“不要只看见诱奸与性侵，这个故事里是有爱的。”是有爱的吗？是思琪逼着自己去爱的那个“爱”吗，是情绪说服着自己去爱吗，是“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的爱吗。强迫自己去爱，很痛苦吧，也很累吧，可是思琪没有别的选择了，否则她就活不下去了1。
比起普通的性侵，思琪更痛苦的点在于，她超出常人地“信仰”文学，而李国华，作为国语老师，他最直接的武器就是文学，每个被他诱奸的女生都觉得男生的情书“模仿了李国华”，林奕含说，“是文学辜负了她们2”，有人以她信仰的事物为工具伤害了她们，她们的信仰崩塌了，是她们所信仰的文学强奸了她；并且房思琪是一个典型的自尊心强的姑娘，就像李国华在书中说的，“一个觉得处女膜比断手断脚还难复原的小女孩，放逐他的欲望，钓在杆上引诱他的欲望走得更远的无花果。她的无花果通向禁忌的深处。她就是无花果。她就是禁忌。”自尊会封上她的嘴、成为无形的鞭子，把她赶到一节又一节的作文课上去、让她一次又一次的去看展览。
这本书中的世界充满无尽的绝望：封建婚姻思想的夫为妻纲、传统家庭中的父为子纲……而这个世界的规则又常常诡谲的不可思议：被伤害的人被责怪，加害者却高枕无忧。自诩文明的时间中流淌着野兽的生存规则，整个社会都在驱赶着你，将你逼上绝路——就算是这样的同时，文学还在告诉着你，不能绝望，要活着。林奕含把迫害写出来了，才被世人所体会，最终却仍无可挽回。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女孩子。被伤害、被强迫、被施暴、被控制到扭曲破碎崩坏，却为了自己的被伤害而感到抱歉，觉得是自己不配得到爱，觉得“他硬插进来，而我为此道歉。3”
林奕含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就是房思琪式的强暴。2”三年后的今天呢？赵秉志、姚舜熙、钱逢胜、高嘉鑫、王振华……还有牟林翰、鲍毓明……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停止过呢。哪怕是现在，也有许多像李星星一样的姑娘正在痛苦着吧。她是房思琪，鲍毓明同李国华利用文学那样利用法律；她又不是房思琪——她比房思琪要勇敢太多、也坚强太多，可是结果呢？
“别老是强暴强暴的，我们不管，好不好？4”
我是不是应该庆幸我生活在这个还算安全的地方，庆幸我没有活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洛丽塔》或是《黑箱》里，庆幸我能平安活到现在。是不是很可笑？我们明明生活在这样一个“文明和谐”、“公正法治”的社会中，却还是每天都在提心吊胆。
好悲哀啊。好难过啊。难过在无力改变、难过在无可奈何……难过在受害者怕自卫过当躲在角落里低声呜咽、而施暴者却可以一次又一次轻易地利用法律、践踏道德……
热度过后呢？后续呢？
平淡的生活，太阳照常升起，阳光透过簇簇拥挤的花朵在白墙上洒光斑，室外有喧哗，有人们聊的家常，有女孩子欢乐的笑，和心爱的人手牵手在阳光里走；还有被收割机刚刚踏平过的青草香，喷泉里水的新鲜。这个世界没有污秽。在明面上的生活里，它们被默认不存在。没有失焦的瞳孔，也没有被按在墙上用喉吞咽的绝望，没有未尝过爱的味道却要去爱的强迫。
大雨冲刷，痛苦们合上了喑哑的口，起身，世人看到的仍是一张羔羊般纯洁的脸。
——邹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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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郁达夫给王映霞的信
郁达夫是在工作之余与有着“杭州第一美人”之称的王映霞邂逅，一见钟情，开始苦苦追求，给她写了数十封信来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比起称呼其为一封“情书”，我更偏向于称呼其为一封表达式的书信，因为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一首“求爱信”，这封信是可以透过文字表面，看到二人的爱情观的信。
信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这样写道：“现在我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的爱，是朝不能待夕的爱。”他还这样写道：“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名誉和金钱。”这就是郁达夫的爱情观，他多情又神经质，面对心中热烈的感情，他是迫不及待的，他不认为爱情一定需要时间的洪流来检验其纯真与否，他想要的是可以把身边的一切先丢弃，先让炽烈的爱情疯狂燃烧起来的感受。
王映霞期初是不同意的，最后却被郁达夫的不懈追求所打动，感情生活非常美好幸福。但是好景不长，二人关系发生的破裂在于二人的爱情观实是不合，王映霞是一个典型的正派女性形象，相比于郁达夫作为一个浪漫派的潇洒随性，她则更加的刻板守旧些。如同郁达夫在信中所说：“你希望的，就是赶快把我的身子弄得清清爽爽，可以正式的和你举行婚礼。”当时郁达夫已经有了夫人，那是他三岁时由父母做主定下的，即使在当时，一夫多妻是合法的，然而王映霞分外介意，在当时郁达夫已经用他的数十封书信点燃了她内心的一丝小火花后，她因此掐灭了那一丝来之不易的火光，冷酷决绝的回绝了郁达夫，因为她第一重视的是名誉，其次是婚约，最后最不值一提的才是两人中间的爱情。
这样一来，二人爱情观的不合就是必然发生且显而易见的事实了。张映霞要的是阳光之下可以被人祝福的感情，是可以名正言顺朝夕共处的身份，而郁达夫的观念是，只要我们彼此真诚热烈的相恋，有真心浪漫的感情，我们不需要这些，不需要客观标准完全匹配。二人都坚持在自己的阵营上，这是一场“最低标准”和“最高境界”的斗争。一个在说：为什么不能先刻骨铭心的燃烧呢？燃烧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天长地久。另一个则坚持：我们首先能不能天长地久，然后我在考虑要不要和你刻骨铭心。如此看来，二人最后不幸福的结局就是必然的了。
郁达夫的一生一共离了两次婚，除了最后跟王映霞离婚外，他还不出意料的与第一任妻子王荃离了婚，王荃在离婚后分外悲伤，后半生一直吃素，没有再嫁。王荃是可怜的，然而从某些角度来看，造成王荃悲剧的其实并不仅仅是郁达夫这一个人，更多的其实是当时时代的问题。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的好多文人的妻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悲剧，比如沈从文，甚至鲁迅等等，他们都有一份家长定下的，却必须由他们去履行的婚约，同时，让他们懂得炙热的感情的人都并非是自己的妻子。可能在传统的信守封建礼教的人们眼中，离婚是一个残忍的，不可能去执行的事情，所谓“休了她不如杀了她”，但是在思想更先进，视野更开阔，格局更宽广的文人眼中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往往是不拘泥于礼教的，是不“敬畏”传统的，他们要的不是看似华丽却虚假的外壳，不是作茧自缚的人生，而是真正的那一份激烈炽热的感觉，是心脏每一次跳动带来的疯狂的喜悦.
——庞瑞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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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节之浅思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看似与往常一样，我仍是在家坐在书桌前，奋力的疯狂写作业。旁边的手机里一个个关于五四青年节消息和鸡汤，不断的提醒着我好像要在这个本应不平凡的日子里做点什么。“前浪”能做的好像就是把我拍醒，然后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可是当今的青年人真的垮掉了吗？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中不愿与外界沟通、没有独立的思考、只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我想答案很明确且唯一，不是的，中国的青年没有完全垮掉。诚然，学业的压力、生活的负担、社会的误解、他人的非议，是青年面临的大问题，但是年，第一批00后已经20岁了，原先互相“甩锅”的90后和80后也早已步入社会，从年少的稚嫩蜕变成冷静成熟的“大人”。青年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祖国贡献绵薄之力，向时代谱写自己的青春。
青年有理想有信念。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当今社会，知识爆炸，物欲横流，青年们不能拘泥于“娱乐至上”的圈子里，捧着键盘与屏幕对面的陌生人对骂。反观前人，青年时的周恩来曾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不仅是豪言壮语，更是一个青年的抱负，一个青年对祖国，对人民的担当。当今青年虽然很难真情实感的说出这番话，但信仰和决心还是有的，班级年级的学生都在比着学，班里轧板上的理想树也写满了一个个心仪的大学和奋斗的目标。虽然每当备受打击过后都想过放弃，但睡一觉就好、吃一顿火锅就行的豁达心态也广泛存在于当代青年当中，让我们明白理想信念虽然一直被打击，但是却仍绵延不断，一直是积极向上的。
青年有本领有才学。当代青年人像是一块海绵，不断的吸收外界的知识和信息。吸收的固然总是有些不良的信息，但凭借着自我的分辨能力能选择出适合自己的。不像老一辈的人们多少保留着一点顽固的守旧思想，新青年们尝试新事物，发现新世界，并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学习尤克里里、在各大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生活或是才华、通过数不胜数的考试历练了过硬的知识。在记录青春的同时也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多彩又自在。
青年有勇气有担当。在关键时刻青年们选择站出来、绝不退缩。疫情中，无数的青年们扛起重任。医生护士冲上一线“打怪兽”、警察三过家门而不入、社区防疫志愿者随叫随到风雨来雨里去，不为什么高大上的时代精神、人物价值，就是简单而纯粹的明白：哦，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很多被采访的青年人，面对镜头，都只是泯然一笑，害羞的说自己这样做没什么。这样普通且又自然，活像邻家的哥哥姐姐，只不过他们隐匿自己的光芒，平日默默的帮助他人，而在绝对重要的时刻，才露出自己微弱的光芒，同亿万个微光一起汇聚起来同堂闪耀。
距离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年了。时间的一步步推移，当今社会新时代的青年们也一定会像百年前的今天一样，在危机关头勇敢的站出来，去发挥自己的才学与智慧；在国家受辱时拍案而起，用热血挽回民族的尊严。
——周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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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
16岁了，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青年了，今天，是我过的是我的节日——青年节。
以前，对于青年节还没有很是感冒，还埋怨不放假，可是，这次的却不一样了，我，是青年了。换一句烂大街的话说，我长大了。我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人生了。心中开始充斥着一个声音，告诉我，我的青春不只是学习，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事情，在哔哩哔哩上，有许多up主，他们并没有比我大很多，有的甚至还比我小，他们一遍遍的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我也该有着自己所追寻的东西，一个我认为有价值的，值得灌注整个青春去追寻的东西。曾经听说过一万小时定律，只要在自己专注地东西上下足一万小时的工夫，你便会成为那个方面的大师。我曾经也追寻过很多东西，骑行，吉他，钢琴，医学...这些我感兴趣的事情，可无一例外的都被我用大大小小的理由搪塞过去。
就像我小时候，我每天追寻的是每天多看一会电视，晚睡一会去看漫画书，在吃饭的时候可以不看新闻联播而看动画片。现在呢？那些我小时候真正所追寻的，变成了我所认为的幼稚，追寻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很迷茫，但我不希望我的青春也会迷茫，我必须找到一个我一生值得追寻的东西，一个可以在我老了以后，和别人在小区广场上围成一圈聊天时，一谈起时，别人都会说“这个东西啊，yjs是大师啊！”的东西。
我也不希望以后的路仍然由别人指引，我想自己探索，探索一定会有弯路，但我觉得值，道路选择起来很困难，但这是又不得不做的题目。
虽说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但是不只是学习，一个我值得追寻的爱好，一种良好的心态，几个交心的朋友，是必须要有的。
我希望我的青春表现出来的不再是忧伤，迷茫，而是善良，勇敢，无私，无所畏惧，心里有火，眼里有光。成为一个，会被别人记住的人。
——闫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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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向
有时，我会在学习的时候突然停止，想想以前的事情。有些事总是能让我沉溺于其中，有些事唯恐避之而不及。以前初中老师和我说，不要老是沉浸在回忆中。但过去的事情回顾一下，总是能注意到一些没注意过的细节，以及总结出一些新的道理。
我从出生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个小康家庭，不算富有，但也不算穷。之后，我就一直这样生活了下去，像其他人一样，我有亲戚朋友，我有书可以读，我有温馨和睦的家庭。在我以下的可以说更悲惨，在我以上的可以说更幸福，我成了一个标杆。
目前为止，我的人生没有大起大落，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看起来似乎是一帆风顺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好像是个没有阅历，没什么经验的愣头青。确实，但这有什么意义？我难道还能自己把它变曲折吗？也许在未来，我会经历很多，会体验人间疾苦，可是无论怎么变，我还会是社会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经历着自己的风风雨雨，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无足轻重，我消失后，地球依旧旋转，太阳照常升起。
那我有什么用？我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换一个人也可以做到，甚至能比我做的更好。
我看过一个视频，里面的人死后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后来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于是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这个故事真实与否，我不知道，不过这倒给了我启发，既然有下一个世界，那我更应该珍惜当下，要不然，另一个世界我没有现在过的好怎么办？
怎么珍惜呢？于是我转变视角，看向内心。兴许做一些能调节心情的，提起我兴趣的事情，我就会觉得我有意义。
我开始收集一些邮票，了解上面丰富多彩的世界，才发现竟有那么多的知识我不曾了解过。都是活一辈子，要是别人知道，我不知道那多亏啊。
我又开始学习钢琴。我在练习时，通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我练的快哭出来了，我的舅舅高兴地在我脸上亲一大口，我便真的哭了出来，不是难受，而是感动。现在听到他最喜欢的那首《明天会更好》，我还时常这样感动，想他还在世的话．．．
在爷爷的推荐下，我还练了笛子，和我哥一起。那时后，最开心的时光便是和爷爷和哥哥在一起排练曲子，即使我们俩只能吹最简单的《我是一个兵》，便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们还一起比赛，爷爷用的单簧管，我们二人合奏，让家人作为裁判。最后一定是我们赢。现在，哥哥去了外国，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碰面了，爷爷去年得了一些病住院，现在出院后住在遥远的海南。
后来，朋友家买了一块地，一半用来居住，一半用来当田地，于是我们每周都会去他们家，帮他们种菜，其中我学到了不少的关于瓜果蔬菜的知识，在菜地里忙里忙外，感到一种自然之趣，和朋友在一块，其乐融融，吃着自己种的菜，倍感香甜。可惜，农田被人恶意举报了，朋友因为户口的问题搬往了珠海。现在再见到她，总觉得隔着一堵墙了。
这时候才发现，现实好像有残酷的一面，又有温情的一面。
还有许多的事，但回忆似乎中断了。不知什么时候，我把这些都丢了，再也没捡起来。现在，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就只能干这一件事，因为我怕多了顾不过来。有时压力太大，我会躲进互联网的世界里麻痹自己，像*品一样，爽过就过了，什么也没留下，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时才发现，我沉醉其中太深了，太久了，这叫不能自拔。
我打电话给父亲求助，他建议我试试书法。接着，给我寄了一沓宣纸，几根毛笔，一本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他说这很有效。
我翻开书，看着上面一个个残缺的楷体字，觉得这里应该会有一片我心之所向的地方，我应该要尝试一下。
现在想想，老师说的对，老是活在过去，就会止步不前，而地球依旧旋转，太阳照常升起，生活还要过，但我希望能发现一个安“心”之处。
想到这里，我握紧了手中的毛笔，在纸上刷刷点点。我想起电影《时间机器》里的话：每人都有时间机器：帮我们抓住过去的，是回忆；带我们走向未来的，是梦想。
（一时回忆涌上心头，写的有点多，不过表达了我真实的感想，算是缅怀了）
——施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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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和死亡观
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战争时期外日本死于自己之手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死于他人之手的人数。08年代以来，日本平均每2分钟自杀身亡一人，日本已连续十余年突破每年自杀死亡人大关。从古至今，自杀行为伴随着日本民族进步的历历屐痕。而更为突出的是，日本的自杀风气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指出：“自杀的主题，在日本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日本文化和历史核心中，本身就存在一种追寻自我毁灭的传统。
“武士道”源起于镰仓时代，定名于江户幕府初期，是日本武士阶层的特有道德。该道德素以忠诚、牺牲、信义、廉耻、洁净、质朴、俭约、尚武、名誉、情爱为指归，是日本封建统治体制的观念支柱。
武士的登场，约在平安朝中期的９世纪后半叶。相当于“武士”（つはもの）的名词，较早见于《万叶集》。当时的“东国”地区，发生了震撼京都朝廷和贵族的叛乱。随着叛乱规模的逐渐扩大，*治开始失控，各国国司不再赴任，所任职责悉由次官“介”（すけ）来代行。这些次官任满后，又多与当地势力勾结在一起，成为敢于冒犯国司权威的“地方豪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兵”（つはもの）。除了大规模的武士团产地“东国”外，中等规模的“西国”影响亦不可小视。至于最小规模的武士团产地——畿内，因属于“公家”和“寺社”的势力范围，所以可开垦土地十分有限，不具备类似于关东和东北地区那种“土著”豪族与大规模私有领地相结合的发展条件。律令系统和“摄关*治”混杂体制下的复杂特征，使畿内的在地领主大多直接服务于朝廷、公家和大寺社等权门势家。
但是，通观“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江户时代～明治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尽管武士“觉悟”行为的背后因时代不同而潜藏着各异的价值动力，但真正促使武士果断结束自我生命的因素中，应该有一个相对恒定的规定者。这个规定者如果单纯被判定为被动服从的*治控制机制，武士道精神的自主性便无从谈起；如果仅仅被视为不易探究的宗教意识，又无法解释武士道与神、儒、佛之间的不尽一致甚至矛盾之处；而如果被断然确定为经济利益驱动，则武士道的超功利特征亦无从得到合理的说明。这意味着，这个首尾一贯的规定者，更应该被理解为日本武士文化当中经过漫长训练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充满自主精神和超功利特点的不可或缺的价值取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个恒久的规定者，明治以来不可能使表面上几近消逝的武士道精神死灰复燃，并最终将日本导向战争而失败。它凸显了武士道问题的核心，即武士文化中的“死亡价值观”。
武士道的所谓“生死观”。初看上去，好像武士们都喜欢死亡或对死亡本身情有独钟，实则并非如此。丸山真男指出：“这并不是单纯的死之觉悟还是生之安逸的问题，也不是像每每被人们所误解的那样，是对自然和事实的‘讨死’‘切腹’行为的礼赞”。由于“逃死和求生，乃人之自然常情，也是人类心理的自然倾向”，因此武士强化 “死的觉悟”，其实“是将‘死’这种非日常的极致情景想像并设定为日常状态，并把这种极致状态的伦理当作平素日常行动的生活和实践目标”。换言之，“死的觉悟”只是武士“对于极致状况的日常设定”。这说明，武士对于死亡没有偏爱。但武士比常人更善于把“死之道”视作自己关键时刻的抉择。对于一个武士来说，其最难以替代的品质，是如何果断地去死（死に潔く），以证明他毫不怯懦。因此，他往往通过死亡本身来确保自身可贵的价值，并以此作为远离耻辱的手段。
在多灾多难的岛国上，武士道的“觉悟”不是“出家”的“悟”，而是“死的觉悟”；不是对现世生活的否定，而是对迄今日常生活意义的肯定；不是临时决断，而是日常训练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遇到紧急关头，武士才能毫不惊慌，坚定沉着。然而，无法否定的是，在斩断执著这一点上，武士道与佛教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在前近世武士道看来，世界首先是一个“无常”的存在。唯其无常，武士们就应该断绝对物的执著。也只有脱离执著于物的私欲和利欲，才能最终摆脱对自身生存的执著。这样才便于理解为什么武士要把“武士道者，看穿死事之谓也”作为自身终极目标，使“死的觉悟”转化为“道”本身。与此不同，在士道的觉悟中，充满着浓重的朱子学色彩。
在武士的“觉悟”中，存在着一个自古形成的不可移动的“价值秩序”，即比起一己生命，世界上还存在着更高的价值。而关键时刻敢于献出一己生命，正是基于只有更高价值的生存才是真实的生存这一价值逻辑，这个更高的价值体现在武士身上，大概就是能够流传后世的“名”。正唯如此，真正能够对武士的根源性存在构成威胁的，反而不是“死”，而是足以损害其名誉的“耻”。这就意味着，在“知耻”的背后，至少流动着不因时易、不以事殊的可持续延伸的人世重视理念。即“觉悟说到底，乃是立足于此岸世界‘价值秩序’观的产物”。这种理念，便是所谓“公”的意识。对“私”的舍弃来自对“公”的信念，而“私”的死亡恰恰可以在“公”的大生命中通过“名” 来获得永生。因而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这决定于武士“与他者的根源一体观”。这意味着，在武士的“觉悟”中，“私人性”已不再是“自己”的全部，在一体连接的“个人性”与“社会性”之间，武士则明显偏重于后者，这也是近现代文豪夏目漱石所不断提倡的“则天去私”的理念。
大日本模式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它在向东亚扩张时，并无足以覆盖亚洲的整体性理念。这并不是日本人构想力贫乏等所谓能力的问题。产生于明治维新以降的大日本，与‘天皇制’密不可分。而在‘天皇’的特性和沉积于历史的日本文化资本当中，并没有锻造出可以覆盖其他各国人民和民族的普遍性。天皇制的有效性，只存在于日本列岛的历史中和日本语境内部，这里不存在天皇制被转换成其他文化的能力，也看不到尝试移植这种文化的外部人士。天皇制中，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将‘全人类’都视为神的孩子的普遍性结构，也不具备中国皇帝敢于将属国封为藩王的自信和自觉。”而如此有限的内部价值一经盲目对外并要求其价值实践者用“死的觉悟”来成就它，便只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霍尔的《日本》矛盾地表达了他的感受：“在19世纪中叶，当欧美的旅行者注意到日本这些与世隔绝的岛屿的时候，他们很难想象在一个世纪之内这个神秘的‘帝王之邦’将把自己变为现代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但是今天日本是世界第三工业国，而且曾经试图搞*事扩张，结果把自己的城市变成核战争的最早目标。”
与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武士道，也可以说是日本民族在长期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其特点是尚武，进而衍为身体立行的实践：从社会伦理上说，它是实践道德的哲学；从*治上说，它体现了国家的中心价值；从民族性上说，掌握这种思维方式，不是少数几个狂野书生和浪人，而是全体日本国民。因而可以直接变成为日本*治、*事、经济等的实践动力。
当愚忠加穷兵默武的法码向丑恶一方倾斜时，恶变为*国主义；当忠诚加无私奉献的法码向美好一方倾斜时，衍成民族奋进精神。它既有日本民族的那种岛国心态极端狭隘的糟粕；又有日本民族奋进脊梁的精华。它给亚洲各国和日本带来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创造现代化的奇迹。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聂鑫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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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umius
文字：聂鑫何、施景仁、周佳琪、闫京殊、邹家玉、庞瑞睿、董浩宇
编辑：朱海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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