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长江上游地区动植物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重点探讨了这一地区先秦生业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生计开发，深受自然环境的客观制约，但也有是对环境的主动适应。这一地区农业开发整体偏晚，渔猎采集经济突出；区域生业分化明显，多样性丰富；文化传播影响强烈，呈现多元交融格局。其农业因素除主要传自甘青地区和长江中游外，汉中盆地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长江上游一般是指长江源头至湖北宜昌这一江段，长江上游地区主要涉及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以及湖北西部等地，该地区地形复杂，高原、山地、丘陵以及平原交错，河谷纵横，地势高差悬殊，垂直气候明显，生态多样性极为丰富。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但进入全新世后，整体开发相对偏晚，成为北方旱作农业与南方稻作农业扩散、交融的重要地区。由于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独特的文化背景，使得该地区古代生计开发多姿多彩，极具个案研究意义。目前这一地区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动植物考古资料，我们有望从宏观角度对其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进行综合梳理，以期整体把握该地区古代生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和主要特征。
一、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根据动植物考古材料积累情况，为讨论方便，这里大致分为西藏高原、云贵高原、川西北高原及川西南山地、成都平原、川东岭谷（包括川东北与峡江地区）几个区域。
（1）西藏高原
考古工作比较薄弱，文化序列尚不完整，目前已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包括澜沧江上游及其支流地区的卡若文化（距今约年-年）和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地区的曲贡文化（距今约年-年）。
（2）云贵高原
云贵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先秦文化类型丰富，面貌多样。史前有洱海周围的白羊村类型（距今年左右）、金沙江中游地区的大墩子类型（距今左右）等。青铜时代主要有滇池地区的石寨山文化（距今约年-年）、滇西地区以洱海为中心的昆明人文化、澜沧江支流小黑江流域的石佛洞类型（距今约-年）以及黔西北、滇东北金沙江下游的鸡公山文化（距今约年-年）等。
（3）川西北高原及川西南山地
这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文化走廊地带，可分为三个小区域。“川西北高原峡谷区”（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主体年代距今约年-年。“大渡河中游河谷区”：新石器时代遗存以麦坪遗址为代表的，主体年代距今年-年。“川西南高山河谷区”（安宁河和雅砻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以横栏山遗址为代表，主体时代距今约年-年。
（4）成都平原
文化序列相对完整。依次为桂圆桥一期（距今约年-年）、宝墩文化（距今约年-年）、三星堆文化（距今约年-年）、十二桥文化（距今约年-年）、晚期巴蜀文化（距今约年-年）。
（5）川东岭谷
材料集中于峡江地区（本文仅指峡江重庆段），文化系列为玉溪下层遗存（距今约年-年）、大溪文化（距今约年-年）及大体同时的玉溪上层遗存、玉溪坪文化（距今约年-年）、中坝文化（距今约年-年）。进入夏商西周时期，主要是受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峡江类型。东周时期主要是巴文化和楚文化。川东北材料仅见宣汉罗家坝遗址。
二、区域生业经济的发展过程
下面分区域按遗址主体遗存的时间早晚顺序，对相关的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再概述各区域生业经济发展过程。
（1）西藏高原
1）西藏昌都卡若遗址
遗址地处澜沧江上游。其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命名为卡若文化，年代距今约年-年。从该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来看，早先的三次考古发掘采集的植物考古样品中仅发现有粟的遗存。年发掘采集的土样浮选出有84粒粟和11粒黍的农作物遗存，以及悬钩子属等野生果实（植物种子直接测年数据集中在-BC）。动物遗存方面，综合年、年和年出土材料的鉴定结果，出有藏马鸡、*河裸鲤、牛、兔、青羊、苏门羚、水鹿、赤麂、藏羚、藏原羚、白臀鹿、白唇鹿、猪、高原兔、马麝、藏狐、喜马拉雅旱獭、猕猴、马鹿、马熊、岩羊、鬣羚、鼠兔、狍子、獐和狼等，家养动物仅猪1种。不过共计42件猪骨中，可明确有25件出遗址早期地层，7件出自晚期地层；其中年发掘所出的16种动物全部来晚期地层，不见猪骨。这表明猪的饲养规模较小，而且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明显的发展。该遗址生计以采集渔猎为主，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只是辅助方式。
2）西藏拉萨曲贡遗址
遗址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其早期文化遗存被命名为曲贡文化，年代大约距今年～年。动物遗存鉴定出有鸟、秃鹫、狗、藏野驴、野猪、鹿、麝、牦牛和藏绵羊等。其中家养动物主要是牦牛和藏绵羊，狗的骨骸发现较少。曲贡的牦牛骨骸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家养牦牛证据。此外，在几座灰坑中出土有鱼骨，说明曲贡人也从事捕捞业。该遗址家畜饲养并不占优，其肉食来源仍以渔猎为主。
3）西藏贡嘎昌果沟遗址
遗址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同属曲贡文化，年代距今年左右。灰坑H2内采集到约粒麦类作物的炭化种子，经鉴定大部分为青稞（祼大麦），仅有4粒为类似小麦属的炭化种子，其中一粒被鉴定为普通小麦。年傅大雄对H2出土的烧灰随机采集了4个样品进行漂洗过筛，共计发现了94粒青稞和78粒粟，后再次更换小孔径网筛对一份灰样漂洗，获得了31粒青稞和粒粟的炭化遗存。表明青稞可确定是昌果沟遗址的主要粮食作物，但粟在当时的粮食生产中亦占有一定比重。
上述材料显示，西藏高原地区最早种植的农作物是粟和黍，饲养的家畜主要是猪。卡若遗址粟、黍这种旱作组合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类同，结合文化因素比较，可确认应传自甘青地区（更多与宗日类型遗存有关），年代不晚于距今年。旱作农业的传播应是随着马家窑文化的西向传播，经“藏彝走廊”的西缘通道由北向南，经过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传播至西藏东部乃至山南一带。家猪是藏东北较早饲养且对早期居民经济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家畜品种，这一家畜品种应是与粟作同时传入的。可能是受限于高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波动，家猪饲养在之后的年中呈现出逐渐减少和消退的趋势。卡若文化的生业模式一直是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谷物种植和家畜饲养为辅。
距今年至年的曲贡文化时期，西藏高原出现了粟和青稞混作的农业格局。不晚于距今年，源自西亚的麦作农业已经辗转传播至西藏高原，并逐渐完成由粟、青稞混合种植向以青稞为主的农耕形式的演变。家养动物主要是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藏系绵羊和牦牛，这些动物更适于高海拔高寒地区气候，是青藏地区原始先民重点选择培育的家畜品种，并逐渐成为了该地区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对象。年左右较成熟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在雅鲁藏布江谷地出现，尽管渔猎采集传统依然存在。
从卡若文化的粟、黍与猪、狗的西北地区史前遗址中常见组合到向曲贡文化的青稞、粟和牦牛、藏绵羊的生业模式转变，确立了后来高原农牧经济的主要内容，这种生业模式也奠定了青藏高原早期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
（2）云贵高原
1）云南保山塘子沟遗址
遗址位处滇西蒲缥盆地北山一个小山顶。该遗址没有发现陶器和磨制石器，骨器较发达，年代距今约年-年。塘子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包括灰叶猴、猕猴、树鼩、巨松鼠、黑鼠、竹鼠、豪猪、大熊猫、小熊猫、西藏黑熊、棕熊、豺、*喉貂、猪獾、水獭、花面狸、灵猫、金钱豹、虎、爪哇犀、野猪、*麂、赤麂、水鹿、毛冠鹿、青羊、圣水牛和大额牛等，均为野生动物。
2）云南永仁菜园子和磨盘地遗址
两处遗址均位于滇西北金沙江河谷地区。二者相距仅米，文化面貌相同，同属大墩子类型。其中菜园子遗址年代距今年左右，磨盘地遗址略晚。磨盘地遗址浮选土样一份，浮选出炭化稻米粒，基本完整者粒，研究者认为其属粳稻类型栽培稻。菜园子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约件，主要动物有牛、猪、羊、狗、鸡、猕猴、湖鹿、水鹿等。磨盘地遗址出土动物种属与菜园子遗址基本一致。上述发掘简报中关于动物遗存的鉴定还有待确认。
3）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
遗址地处滇西北金沙江南岸的宾居河河谷地带，为一处河岸台地。年代距今年左右。遗址发掘过程中在23个窖穴内发现大量灰白色的粮食粉末与稻壳和稻杆的印痕。出土动物遗存的种属有狗、猪、牛、羊、鹿、野猪、松鼠、黑熊、麝鹿等。上述鉴定还有待确认，特别是牛和羊，是否为家养动物还不清楚。
4）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
遗址位于滇中高原北部的元谋盆地，地处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年代约为距今年-年。该遗址浮选出土的农作物有粟、黍、稻三种。总计粟粒，黍粒，稻粒78粒，稻谷基盘粒。并伴出马唐、狗尾草等旱田杂草以及藨草、漂浮草等稻田杂草。同时还有豇豆属、野豌豆、葫芦科等果实类种子，但比例均极低。研究者认为稻与粟在遗址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可认为大墩子遗址的农业为旱稻混合，而且已成为先民日常饮食的主要来源。出土动物遗存有田螺、蚌、鱼、鸡、蝙蝠、猕猴、松鼠、竹鼠、鼠、豪猪、兔、狗、西藏黑熊、家猪、赤麂、水鹿、麋鹿、大额牛和羊等。其中猪和狗为家畜，牛、羊、鸡可能被驯化。“野生动物的骨骼比家畜多”，“狩猎在当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采集水生动物也是当时人们的重要生活来源”。
5）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
遗址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的剑川盆地。遗存分三期，第一期大致距今年-年，第二期距今年-年，第三期距今年-年。浮选所获植物遗存中，第一期水稻92粒、粟13粒和藜属13粒，显示出稻、粟混作农业的结构；第二期水稻粒、粟粒、黍18粒、小麦粒和大麦11粒，新出现麦作，但水稻和粟仍是作物生产的主体；第三期水稻44粒、粟粒、黍1粒、小麦粒、大麦18粒和荞麦5粒，小麦成为本阶段最重要的农作物。发掘简报仅列有动物群目录：家猪、狗、水牛、梅花鹿、水鹿、轴鹿、赤麂和野猪。
6）云南耿马石佛洞遗址
遗址位于澜沧江支流小黑江流域，是一处大型洞穴遗址，年代距今年-年。经鉴定，在遗址发现的植物种子以炭化稻米为主，还包括粟、豆类以及谷糠、果核等。由于出土稻谷遗存的数量异常突出，研究者推测这些稻谷有可能是在当地种植的。动物遗存方面，确认有珠蚌、理纹格特蛤、猕猴、松鼠、竹鼠、豪猪、狗、黑熊、小灵猫、驴、家猪、小麂、水鹿、梅花鹿和牛等。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狗、家猪和牛等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35%，野生动物约占65%，以野生动物为主。
7）云南江川光坟头遗址
遗址地处云南中部三湖地区。属石寨山文化类型，年代为春秋战国至西汉。植物遗存浮选共发现炭化植物种子粒，其中作物种类包括小麦、稻、粟、黍和裸大麦五种，占所有植物种子总数的22.4%。作物中小麦数量最多，占作物总数的51.45%；水稻其次，占35.1%，从长宽比统计结果来看应该是粳稻；粟占13%。黍和裸大麦的数量较少，占比均不超过0.5%。杂草种类繁多，占种子总数量的62.8%，包括有旱田和水田杂草。表明遗址是一种以小麦为主的旱稻混作的生业经济，而且相当成熟。
8）云南泸水石岭岗遗址
遗址地处滇西怒江西岸，是一处青铜时代晚期遗址，年代约为距今2年左右。植物浮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粒，分属16个种属。其中作物有水稻和粟，分别占种子总数的33%和8.7%，出土概率分别为54.28%和17.14%。其它植物种子中，尼珀尔蓼、紫苏和藜出土概率较高。微体遗存鉴定出个水稻植硅体，占全部可鉴定植硅体的53.93%,在5份样品中鉴定出28粒粟植硅体，在1份样品中鉴定出1粒黍植硅体。表明距今约2年前，水稻和粟已成为石岭岗遗址先民所利用的重要食物来源，而且明显以稻作为主，粟作为辅。
9）云南澄江县学山遗址
遗址地处云南中部，属石寨山文化，年代距今2年左右。通过植物浮选共鉴定出小麦、水稻、粟、大豆、大麦等炭化作物种子粒，其中水稻占32.8%，粟占2.25%，小麦和大麦占64.7%。其中以小麦绝对数量占优势，其次为水稻，体现出麦作的优势地位。
10）云南东川玉碑地遗址
遗址位于云南东北部金沙江支流碧谷江西岸，是一处不晚于战国的青铜时代遗址。该遗址通过浮选，发现有水稻、粟、大豆、小麦等农作物遗存，其中水稻占绝对优势。
11）贵州威宁鸡公山遗址
遗址位于黔西北中水盆地中心，属鸡公山文化，年代为距今年-年。该遗址开展了植物浮选工作，在82份样品中发现了1余粒炭化作物种子，其种类有稻谷、粟和黍三种，以稻谷为主，占所有作物种子的59%。
12）贵州威宁吴家大坪遗址
遗址位于黔西北中水盆地中心，属鸡公山文化。该遗址发掘过程中，在稻谷坑中出土了数量巨大的炭化稻谷，表明当时稻作已达一定水平。
从塘子沟类型遗存来看，云贵地区年以前，还完全处于渔猎采集经济阶段。距今年-年，滇西北已有零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分布，并见有较显的川西北史前文化因素，如银棱遗址第一期遗存器类组合、器型与纹饰多与营盘山类型相同，但旱作农业是否已经传入尚不清楚。
云贵地区目前可以确认的农业因素出现时间为距今年左右———首先传入的是稻作，如磨盘地遗址的炭化稻米、白羊村遗址的稻壳和稻杆印痕，目前多集中于滇西北。由于缺乏系统的动植物考古材料，这一阶段是否存在粟类旱作还无法确定，家畜饲养情况也不完全清楚，可以初步肯定的家畜种类只有猪和狗，牛、羊以及鸡的驯化状况还不能确认。从各遗址出土生产工具来看，可能与农业相关的石刀、石镰虽有出土，但不是很多，可能采集野生植物占有重要地位；而石矛、石镞及小型切割工具却比例较高，显示渔猎活动的活跃。总之，距今年之前，当地农业生产还处于辅助地位，主要生计还是依靠渔猎采集活动。
距今年-年的新石器末期，云贵高原出现了旱作农业。大墩子遗址和海门口遗址的植物浮选材料则表明在距今约年-年阶段，云南境内出现了稻、粟、黍混作的农业模式，并且成为当时居民的主要的植物性食物来源。云贵高原的旱作农业可能是由川西或者是西藏东部传入的。这一时期的家畜饲养情况，除猪和狗外，牛、羊、鸡有可能已属驯化种，但仍有待确认。这一阶段家畜饲养已有一定发展，但当时肉食资源获取仍然主要依靠狩猎和捕捞。
该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后，新出现了麦类作物，这一时期云贵高原形成了稻、粟、麦兼有的混合型农业格局，并成为当时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从海门口二期的植物考古材料来看，距今年以后，小麦、大麦等麦类作物传入了云贵高原，并迅速起到了较重要作用，仅次于稻作和粟作。距今年之后，以海门口三期为代表，小麦已经成为最为主要的作物品种。光坟头遗址、学山遗址遗址等云南中部石寨山文化遗址的植物遗存证据都显示出云南地区青铜时代晚期麦类作物种植呈上升趋势，并形成优势地位。不过，石岭岗、吴家大坪和鸡公山等遗址并未发现麦类遗存，而以稻作为主，同时辅以粟作，这也说明在距今年-年云贵高原的农业经济可能因为独特的高山大河地貌，而存在不同区域农业人群互相隔离的状况，特别是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如分布于滇东北黔西北的鸡公山文化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显然与同时期的滇西高原地区有所不同。
滇南石佛洞洞穴遗址鉴定出有家驴，远远早于国内已有考古资料，这一鉴定还有待检验。另外，海门口遗址青铜时代遗存中出土的水牛也引起过较大
（3）川西北高原及川西南山地
1）四川马尔康哈休遗址
遗址位于大渡河上游、茶堡河北岸一级台地上。该遗址包含有土著文化、仰韶晚期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文化因素，其年代为距今年-年。初步鉴定确认有粟类作物，表明当地先民已种植旱作谷物。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经鉴定有雉、藏酋猴、豪猪、狗、黑熊、猪獾、豹属、野猪、小鹿、水鹿、梅花鹿、狍属、*牛和斑羚等。家养动物可确定的仅有狗，猪和*牛因材料太少，难以判断。从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来看，狗的比例匀不足2%，即使加上猪和*牛也不足6%，明显以野生动物为主，其中鹿科动物占绝对优势，狩猎经济所占比例很高。
2）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
遗址地处岷江上游的“茂县盆地”。遗址年代为距今年-年。浮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粒，其中作物有粟、黍两种，分别占出土种子的29.4％和27％，其他可食性植物种子有野大豆、紫苏、葡萄属和桃、梅、杏等，数量较少。旱地谷物和农田常见杂草种类的出土，表明遗址谷物生产属于典型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而且在生业中占有重要地位。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经鉴定有贝、蚌、鱼、龟、鳖、石鸡、环颈雉、大鵟、藏酋猴、狗、黑熊、猪獾、家猪、小麂、水鹿、梅花鹿、*牛、斑羚、兔子和竹鼠。家养动物的种类有猪、狗和*牛。按最小个体数统计，家养动物占总数65%，野生动物占35%。其中猪占家畜总数的91.3%，狗和*牛各占4.35%。肉食资源明显以家养动物为主，家猪饲养已相当发达。
3）四川汉源麦坪遗址
遗址位于横断山区大渡河中游河谷地带。其新石器遗存年代为距今年-年，从该遗址H9土样中提取的水稻植硅体样品经鉴定主要为栽培稻，另见有黍属稃片植硅体。表明稻作经济已经存在，同时可能还种植有黍。
4）四川汉源龙王庙遗址
遗址地处横断山区大渡河中游。年代与麦坪遗址大致相当。发掘过程中浮选出炭化水稻7粒，豇豆属1粒，葡萄属1粒，桃核2粒。表明早在距今年以前，水稻是当地先民的重要作物。
5）四川盐源皈家堡遗址
遗址位于川西南雅砻江下游盐源盆地，遗存分早晚两期，早期年代不晚于距今年，晚期年代为距今年-年。浮选所获炭化种子包括粟、黍和狗尾巴草属、黍属、稗属、蓼属等。其中农作物种子粒，占所有炭化种子的98.5%，其中粟和黍各占约50%。显示出发达的北方旱作农业特点。
6）四川西昌横栏山遗址
遗址位于安宁河中游杏仁寺河西岸，年代为距今年-年。4年浮选土样中发现植物种子粒，以杂草类为主。农作物中稻谷39粒、粟11粒、黍1粒，出土概率稻谷为83.3%，粟为66.7%，黍为16.7%。明显以稻谷占优，粟次之，黍则较少。与1年-3年浮选结果大体一致（1年浮选所获少量麦类作物为晚期混入，经测年为唐代），可以确定遗址新石器时代的作物生产是以水稻为主，辅之以粟和黍。
7）四川西昌沙坪站遗址
遗址地处安宁河河谷平原区。年代为距今-年。通过植物浮选研究发现，农作物种子44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44%，其中42粒稻，2粒粟。其它种子以蓼属和豆科（包括豆科、豇豆属和野大豆）为主，分别13粒和11粒。表明遗址延续了安宁河流域新石器以来形成的稻粟混作、以稻为主的农业传统。
8）四川冕宁高坡遗址
遗址地处安宁河上游。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BP）。该遗址浮选炭化植物种子共计67粒，其中，稻谷38粒，黍1粒。明显是以稻作为主。
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南山地的高山河谷作为南北走向的文化走廊地带，最晚至距今年左右，甘青地区的仰韶晚期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已经传播至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地区，与此同时带来了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家畜品种。营盘山遗址植物浮选结果反映出粟、黍农作物的种植已是这一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动物遗存方面虽然野生动物种类丰富，但哺乳动物中家畜的数量明显占有优势，特别是家猪饲养已相当兴盛，家畜种类除了猪和狗外，还有*牛，表明年左右，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已是岷江上游河谷的主要生业经济。之后，粟、黍种植也顺着这一地区自北向南继续传播至川西南雅砻江下游一带，如盐源盆地皈家堡遗址不晚于距今年出现了此类旱作农业。
距今年-年，稻作农业已传播至大渡河中游地区，汉源麦坪遗址和龙王庙遗址的水稻遗存表现明显。不晚于距今年，稻作农业传入安宁河流域，并形成以稻作为主、稻旱混作的谷物生产体系，其稻作源头可能与麦坪类型遗存有关。从皈家堡遗址材料来看，北方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经济比稻作农业更早传播至川西南（雅砻江下游）。但是，随后稻作农业在相邻的川西南安宁河河谷平原地区发展更为迅速，并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该区域的作物生产一直表现为稻作为主，粟、黍为辅。
西北仰韶晚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南传直接带动了横断山地区农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但区域内部农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与营盘山遗址大体同时的大渡河上游哈休遗址，家畜饲养并不发达，其肉食资源主要依赖以鹿为主的野生动物。这种生业模式可能与哈休遗址周围植被茂密的森林资源环境有关，当地居民选择了更加便利的资源获取方式。
（4）成都平原
与成都平原相邻的川中丘陵阆中郑家坝遗址暂在此介绍。
1）什邡桂圆桥遗址
该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商、西周等时期的遗存，其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期：桂圆桥一期，距今年-年；桂圆桥二期，距今约年-年；桂圆桥三期，距今约年-年。桂圆桥一期浮选样品中发现的炭化农作物种子有黍和粟，以黍为主。另有较多的藜属种子。桂圆桥二期发现有水稻、粟和黍，显示出生业经济由依赖粟和黍为主转向以水稻、小米组合为主的混合农业模式。桂圆桥三期则以水稻为主，伴有少量的粟和黍，可食性种子还有野生燕麦、野豌豆、豇豆属和桃属的炭化遗存。西周时期的农作物种子仍是以水稻为主兼有粟。综合分析显示，桂圆桥一期的居民表现出对黍的偏爱，宝墩文化时期（桂圆桥二、三期），则转变为依赖集约的稻作农业，但采集经济仍然存在。
2）新津宝墩遗址
宝墩遗址年代距今年-年，属宝墩文化。年浮选结果，发现食物类有水稻、粟、薏苡属、野豌豆属和可豆属，杂草类有莎草科、飘拂草属、蕉草属、莎草属、马唐属等，在所有的炭化植物种子中，水稻占45.0%（出土概率近%）；粟占1.6%，薏苡属种子占1.3%，均集中或仅出现在宝墩一期堆积中；野生植物物种子中，野豌豆占4.1%，其他种子占48.1%。宝墩文化各阶段均以水稻种植为主，对小穗轴的分类统计显示已是成熟的驯化品种。而粟的种植，在宝墩一期占有少量比例，到后期逐渐趋向绝迹。0-1、3-4年两次浮选结果也显示，宝墩文化一期各地点稻谷的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均占优势。可见宝墩文化作物生产一直是以稻作为主，兼植少量粟作，而且种植经济相当成熟，是当时生业经济的主体。
3）成都中海国际社区遗址
遗址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浮选发现，宝墩文化晚期灰坑中出土的农作物种子包括水稻粒、粟38粒以及黍2粒，水稻占较大比例（占82.4%）。十二桥文化早期灰坑中出土水稻粒，粟55粒，黍1粒，小麦4粒，水稻仍占据优势（占81.9%），此时已出现了对小麦的利用。两个时期均以水稻种植为主。除杂草类外，还发现有较多豆科种子，其中又以豌豆属最多（粒）。
4）成都宋家河坝遗址
遗址属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过渡阶段，测年数据距今约年-年。出土植物遗存约粒（未计残破不能鉴定的种子），除农作物稻和粟外，另有桃、野葡萄等果实和禾本科、觅科杂草种子。其中稻类粒、粟4粒。明显以稻作为主。
5）成都十二桥遗址
遗址动物遗存出自商周地层，年代为殷墟三期至西周早期，属十二桥文化早期，鉴定出有鲟鱼、鲤鱼、爬行类、绿头鸭、藏酋猴、狗、猪獾、黑熊、犀科、马、家猪、麝、小麂、水鹿、梅花鹿和*牛等。按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狗、马、家猪和*牛等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65％，野生动物约占35％，以家养动物为主。
其中新一村地点第9层（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属十二桥文化晚期）鉴定出有猪、水鹿、梅花鹿、麂、狗、牛、马、羊、犀牛、黑熊、藏酋猴、兔等，其中家畜包括猪、狗、马、牛、羊等，按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猪占66.26%，狗占7.32%，马牛羊占2.44%，家畜共占76%，明显以家养动物为主，特别是家猪，鹿科动物则是肉食资源的主要补充（占19.94%）。
6）成都金沙遗址
A.金牛区5号C地点
金牛区5号C地点浮选植物遗存来自商末至西周阶段的十二桥文化，共发现炭化植物种子共粒，以水稻和粟为主，二者共占种子总数的86.9%。其中又水稻数量占绝对优势，占出土作物的77.6%。除黍属、稗属和狗尾草属等杂草种子外，还发现有紫苏和野大豆等可食性种子。
B.“阳光地二期”地点
年代为西周早中期，属十二桥文化。浮选获取炭化植物种子共粒，其中稻粒，占种子总数的50.59%，粟粒，占种子总数的31.13%；其它为杂草种子，以狗尾草属和马唐属为主。
7）成都郫县菠萝村遗址
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商末周初时期的聚落，属十二桥文化。共浮选出植物种子粒，农作物有稻、粟和黍三种，占种子总数的77.25%。有37粒完整稻谷和粒碎稻谷，分别占种子总数的1.78%和69.64%，出土概率分别为42.31%和88.46%（另有稻谷穗轴/基盘粒，出土概率为96.15%）。粟粒，占总数的5.73%，出土概率为42.31%，黍2粒，出土概率为7.69%。非农作物类有藜属、狗尾草属、稗属和紫苏、努桃等12种。明显是以稻作为主、辅以粟黍的混作农业形态。
8）四川双流三官堂遗址
遗址主要为商周时期遗存。通过浮选，在商末周初（十二桥文化）样品中，发现稻谷粒，占农作物种子的77.5%；粟粒、占22.5%，可见稻谷占绝对优势，该期未见黍。在西周时期土样中，发现稻谷粒，占农作物种子的47%，出土概率41.1%；粟粒，占农作物中的52.7%，出土概率23.5%；黍仅4粒。综合来看，稻谷仍占主导，粟略次，黍则极少。战国时期（晚期蜀文化）6份土样中，稻谷发现11粒，占农作物种子的64.7%，粟6粒，黍未见。这一阶段粟的重要性已大幅下降。遗址作物结构一直以稻作为主。
9）成都指挥街遗址
遗址周代遗存属十二桥文化。该遗址动物遗骸经初步鉴定，野生动物有龟、鱼、野猪、小麂、梅花鹿、水鹿、白唇鹿等；家养动物有鸡、狗、马、猪、*牛。家猪的材料最多，约有30个个体。从最小个体数统计来看，家猪至少占哺乳动物总数的60%。
10）成都商业街船棺墓葬
船棺墓葬属于晚期蜀文化，年代约为战国早期。墓葬送检样品鉴定出有炭化稻谷，属粳稻类。另有梅核、普通桃核和薄皮甜瓜籽。动物遗存经鉴定，确认有鸡、藏酋猴、狗、马、家猪、小麂、水鹿、*牛和羊等8种。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鸡、狗、马、家猪、*牛和羊等6种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37%，野生动物约占63%，以野生动物为主。研究者认为这种随葬习俗显示墓葬的级别较高。这代表了一种文化选择，相关比例不能作为评估家畜饲养业水平的依据。
11）四川阆中郑家坝遗址
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缘丘陵地带，年代为十二桥文化早期。土样浮选获取农作物种子粒，占种子总数的83.91%。其中粟粒、占作物种子的81.2%，出土概率98.34%。黍粒、占18.46%，出土概率83.98%。稻粒、占3.78%，出土概率48.07%，从粒型判断为粳稻。大麦仅1粒。粟在农作物组合中占绝对优势。杂草类种子有黍亚科、蓼科、藜科等，占种子总数的15.99%；果实类种子茄科、葡萄属、猕猴桃属、李属、梅，数量仅占0.09%。表明遗址主要经营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始于年-年的桂圆桥遗址一期遗存，这一时期首先传入的是以黍、粟种植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经济，桂圆桥一期文化面貌与营盘山遗址较为相似，其旱作农业可能直接传自川西北高原的史前文化。不晚于距今年，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成熟稻作农业传入成都平原，平原地区水稻种植的优势使其迅速取代了原有的单纯旱作谷物，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的农业种植方式。从宝墩文化至十二桥文化再至晚期蜀文化阶段，成都平原一直显示出以水稻为主，粟、黍为辅的稻旱混作农业生产模式，但采集经济仍有小规模存在。靠近成都平原周围的丘陵地带则较多地保留了旱作农业的传统，部分遗址表现出以粟黍为主，稻作为辅的农业经济形式。另外，成都中海国际社区遗址的植物遗存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商代中期，小麦已经传播至成都平原地区，不过，其在作物中所中比例极小，且仅见一处遗址，麦作对成都平原固有农业体系并未形成冲击。总之，自宝墩文化以来，成都平原进入成熟农业主导的生产模式，奠定了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繁荣的经济基础。
发达的农业经济也带动了家畜驯养业的发展。十二桥文化时期，虽然野生动物在遗址动物群中还占有一定比例，但其肉食来源主要以家畜饲养为主，如十二桥遗址群出土家畜的种类较多，“六畜”齐备，甚至包括鸭子也可能已经被驯化，而且家猪的屠宰年龄结构也体现出饲养技术的发达。成都指挥街遗址的家猪最小个体数占哺乳动物总数的60%以上，也显示出周代该地区家猪饲养业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尽管目前还缺乏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时期动物考古的材料，但估计与十二桥文化比较接近，家畜饲养应占主要地位。
（5）川东岭谷
材料集中出自重庆峡江地区，川东北山地目前材料仅见于宣汉罗家坝遗址。
1）重庆丰都玉溪遗址
遗址位于长江右岸一级台地上。其新石器时代下层遗存年代为距今年-年，上层遗存年代为距今左右。通过对年发掘的T隔梁18个地层的采样（均属下层遗存）进行浮选，发现了珊瑚朴、南酸枣、接骨木、葡萄属、马唐属、牛筋草、藜科、禾本科等植物种子，未见农作物种子。很可能当时尚未出现谷物种植，也有可能是采集样品太少，缺乏代表性。动物遗存确认有螺、蚌、鲟鱼、草鱼、青鱼、鲢鱼、鲇鱼、龟、鳖、鸟、猕猴、竹鼠、豪猪、狗、黑熊、猪獾、花面狸、狸猫、豹猫、虎、犀牛、家猪、*麂、水鹿和水牛等。狗和家猪是家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玉溪下层时期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16%，野生动物约占84%；玉溪上层时期家养动物约占36%，野生动物约占64%。另据对T浮选的重浮样品的鉴定统计，发现玉溪下层的鱼类骨骼极其丰富。这些材料表明玉溪遗址在城背溪文化时期的渔业相当发达，玉溪先民采取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生计模式，辅以家畜饲养，可能还没有谷物种植。到玉溪上层文化时期，家养动物呈逐渐增多的趋势。
2）重庆巫山大水田遗址
遗址位于长江北岸的二级阶地，主体遗存为大溪文化，年代为距今年-年左右。通过浮选工作，从大溪文化第二期开始发现了较多黍、粟的炭化种子，其中还有些未成熟，表明这些旱作谷物是本地种植的，同时还发现有少量稻谷遗存。这是峡江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作物遗存，相关资料还有待正式公布。
3）重庆酉阳清源遗址
遗址位于乌江流域，包括玉溪坪文化、商周等时期的遗存。动物遗存有鲤鱼、青鱼、乌龟、鳖、雉、鸭、猕猴、竹鼠、豪猪、狗、黑熊、大熊猫、猪獾、豹猫、虎、象、犀牛、家猪、小麂、水鹿、梅花鹿、牛和苏门羚等。狗、家猪和*牛为家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年代为距今年～年的玉溪坪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15%，野生动物占85%；到商周时期，家养动物约占30%，野生动物占70%。
4）重庆忠县中坝遗址
遗址地处井河左岸冲积扇。对年代约公元前2年～公元前年间的86份浮选样本的植物种属鉴定和分析，发现炭化植物种子粒，其中农作物黍粒，粟粒，稻米28粒。出土概率黍为65.1%、粟为59.3%，稻米为16.3%。另有紫苏、商陆、豇豆属、蓼科等植物种子和块茎类残块。第一期（约公元前2年～公元前年）黍的出土概率为72%，粟为44%，稻谷为4%。而第三期（约公元前1年～公元前年）黍的出土概率为61.7%，粟为65%，稻谷为21.6%。对中坝人类牙釉质中碳同位素进行测试，样本的δ13C值主要在-4.4‰～-2.0‰之间，说明中坝先民所吃食物是以C4类作物为主，C3类植物含量极少，这与植物考古鉴定结果是一致的。动物遗存出自新石器时代地层至秦代地层。确认有鲟鱼、鲤鱼、草鱼、青鱼、鲢鱼、鳙鱼、鲵、龟、鸟、猕猴、叶猴、金丝猴、松鼠、中华竹鼠、黑家鼠、豪猪、兔、狗、狐、貉、熊、貂、狗獾、獭、猫科动物、犀牛、家猪、獐、*麂、马鹿、白唇鹿、麋鹿、毛冠鹿、*牛和水牛等。依据研究者的认识，哺乳动物中家养动物所占比例很低，鱼骨数量比哺乳动物遗存数量多三倍左右，明显以野生动物为主。
5）重庆忠县瓦渣地遗址
遗址位于长江二级阶地上。主要为中坝文化和东周时期的堆积。通过系统筛选获取了一批动物遗存，确认有田螺、蚌、鲟鱼、鲤鱼、草鱼、青鱼、白鲢、花鲢、鲇鱼、龟、鳖、家鸡、仓鼠、竹鼠、豪猪、狗、猪獾、犀、家猪、麝、麂、水鹿和牛等。鱼骨占全部动物遗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研究者认为家鸡、狗、家猪和牛为家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中坝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43%，野生动物占57%；春秋战国时期家养动物（新出现鸡）和野生动物各占50%，家养动物略有增多的趋势。
6）重庆巫山蓝家寨遗址
遗址地处长江支流大宁河中游一级阶地。通过对春秋时期灰坑H1出土动物遗存鉴定，确认有三角鲂、草鱼、鲤鱼、乌鳢、中华鲟、鸡、狗、马、猪、*牛、山羊、金丝猴、鼬獾、赤腹松鼠、小竹鼠等，其中鸡、狗、马、猪、*牛、山羊为家养动物。按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其中家养动物占哺乳动物总数的40%，野生动物占60%，以野生动物为主。
7）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
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面貌与玉溪坪文化大体相同，年代为距今年-年。浮选结果表明，遗址的农作物有稻、粟、黍等，但总量很少。遗址细石器特别是细石叶发达，石器分析表明，渔猎采集经济在罗家坝遗址的生业模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浮选材料尚有待正式刊布。
城背溪文化在峡江地区主要分布于西陵峡，距今年左右开始沿长江由东向西扩张，在与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碰撞下形成楠木园———玉溪下层一类遗存。目前从玉溪下层浮选结果来看，当时并无农业种植。肉食资源获取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驯化的动物有狗和猪两种，但比重很小，当时的生业应以采集和渔猎为主，家猪饲养所提供的肉量贡献还相当有限。针对玉溪遗址的猪骨材料，结合陶器谱系研究和猪骨本身的尺寸大小，我们认为当地最早的家猪品种很可能直接传自汉中盆地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为何旱作没有同时传入的原因还不清楚，不排除是浮选材料有限，也有可能与当地自然环境和资源有关。
此后的大溪文化（-BP），它向西突破瞿塘峡到达奉节一带（洋安渡遗址），在重庆段主要分布于瞿塘峡以东和酉水流域两个区域。大水田遗址和大溪遗址均发现了不少的动物坑，以埋狗为主，但更多的是鱼骨坑，整鱼随葬现象也较突出，整体表现出鲜明的渔猎经济，家畜饲养未见明显发展。非常关键的是，大水田遗址材料显示出作物种植已经出现，表明峡江地区至迟在大溪文化中期台地农业已成为渔猎、采集经济的重要补充，其旱作可能同样源自汉中盆地。有意思的是，该遗址大溪文化人群接受了更多的旱作成份，这可能与当地环境更适于旱作种植有关。
距今年-年的玉溪坪文化时期，川东岭谷迎来区域文化的高峰期。峡江西区仍以渔猎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家畜种类新增加了*牛。这一时期云阳大地坪遗址出土有水稻植物遗存，可能存在小规模的水稻种植。川东北山地罗家坝遗址出现典型的旱稻混作生产，不过仍只是渔猎采集经济的补充。
距今年-年的中坝文化阶段，家畜饲养已有一定规模；中坝遗址系统的植物考古材料显示，该地旱地农业已较发达，谷物种植明显以黍、粟种植为主，稻作虽然存在，但比例极小。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卤水的自然流露和埋藏较浅的原因，当地的土壤含盐碱成分较多，更适宜于耐盐碱的黍、粟类作物生长。
商周时期，中坝遗址植物考古表明，当地仍以旱作的黍、粟为主，家畜饲养仍不发达。双堰塘遗址西周时期材料也表明，当时是以旱作为主。动物考古材料显示，东周时期六畜已出现，部分遗址家畜在哺乳动物中占比例已增至50%左右，不过整体上传统的渔猎经济仍稳定地占据主要地位，特别是渔业。
实际上，峡江地区史前至先秦时期渔猎经济一直非常昌盛，峡江地区沿岸先秦遗址的地层和遗迹中，较普遍地发现有大量的鱼骨，不少遗址里还发现有鱼骨成层分布的文化层和鱼骨成堆堆积的灰坑或窖穴，表明鱼类资源一直是当地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尤其是经过系统筛选的一些遗址（如中坝、瓦渣地），鱼类骨骼的数量明显地远远高于哺乳动物，这一地区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很可能来自于契合本地环境的发达的渔业捕捞经济。
三、生业特征及形成原因
（一）生业特征
1.整体发展过程
综合各区域生业经济的具体进程，整体发展脉络如下：
距今年-年：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导。不晚于距今年，局部区域开始出现家猪饲养（川东玉溪遗址）。距今年-年，局部区域开始以谷物种植作为补充（川东大水田遗址），川西北高原已有仰韶文化进入（波西遗址等），不排除旱作农业同时传入。
距今年-年：距今年之后长江上游地区农业开发较大范围出现，以旱作为主，家畜品种新出现*牛，但农业生产尚未形成规模和相对优势，渔猎采集经济比重较大，长江上游核心区域成都平原还处于初步开发状态。距今年左右旱作种植和家畜饲养在川西北已有初步发展；不晚于距今年旱作农业人群已扩散至西藏（卡若遗址）；同时川东北山地也出现旱稻混作（罗家坝遗址）。距今年-年，稻作种植传入大渡河中游谷地，川西北史前文化传入云贵高原（滇西北洱海银棱遗址），不排除旱作农业同时引进。
距今年-年：农业经济在长江上游确定主导地位。距今年以来农业经济首先在成都平原确立，以成熟稻作为主、兼有少量旱作。距今年左右稻作传入川西南安宁河谷地，距今年左右传入云贵高原金沙江中游一带。距今-年云贵高原出现旱稻混作、西藏高原新出现家养牦牛和藏系绵羊。
距今年-年：农业经济得以巩固发展，麦作开始传入长江上游并在局部区域发挥重要作用。麦作距今左右最先传入西藏高原，距今左右进入成都平原，大体同时或略早传入云南，并在距今2左右在滇池等地成为主导作物。
2.主要特征
（1）农业生产发展缓慢，渔猎采集经济突出
长江上游地区整体开发较晚，相比*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农业经济发展明显滞后。目前考古材料显示，长江上游地区距今年前的遗址分布廖若晨星，大部分区域还处于未开发状态，农业生产还刚刚起步，仅有个别遗址见有少量的家畜饲养，作物种植可能还未出现，当时生业基本依靠采集和渔猎活动。此后延续至距今年，遗址数量还是屈指可数，其中在峡江地区大水田遗址新发现有作物种植活动，但仅作为渔猎采集经济的一种补充。长江上游地区直至仰韶晚期以来才迎来第一轮农业开发的浪潮，并在龙山晚期形成高峰，此后延续至商周时期。距今年之前，农业经济并未形成规模而占据整个生业的主导地位。宝墩文化以来，成都平原农业生产活跃，较早形成了农业经济主导地位。除成都平原外，其他地区整体上采集、渔猎活动频繁，生计主要依靠野生资源，农业生产在更长的时段仅是作为一种补充，这种局面直至商周时期才得以在大范围内改观。
（2）区域生业分化明显，多样性突出，发展不平衡
长江上游内部五个区域生计开发的进程不尽相同，一方面区域生业的具体内容分化明显，多样性突出，二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农业经济主导地位确立的时间不一致。西藏高原距今年左右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粟类种植和家猪饲养相结合的传统北方农业生产模式。距今年以后，随着高原气候日益寒冷，西藏高原在引进西亚麦作和牛、羊等家畜品种的基础上，重点培植和驯养适于高寒气候的青稞谷物和藏绵羊、牦牛，此后高原农耕逐渐由粟麦混作向以青稞为主的作物种植演变，家猪饲养也逐渐被藏绵羊和牦牛的畜牧所取替。尽管渔猎传统依然存在，但曲贡文化所建立的以青稞种植和牦牛、藏绵羊畜牧为主导的生业模式一直为高原早期文明所传承。四川盆地中心———成都平原尽管开发偏晚，但后来居上，通过成熟稻作农业的引入，迅速取替了更早传入的旱作谷物，在较短的时间奠定了成都平原在长江上游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一直到巴蜀文化时期，其生业经济稳定地以高度发达的稻作种植为主要特征，同时辅以少量的旱作。多种类谷物种植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家畜的饲养，十二桥文化时期家养动物已经占据较大比重，成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估计这种格局早在宝墩文化时期即已形成。四川盆地周缘则相反，尽管农业经济因素传入的时间较早，但多发展缓慢，整体农业经济比例较低（当然不排除在一些坝地发育较好的遗址如营盘山之类，农业经济较早建立），广谱性的渔猎采集经济生业方式突出，特别是峡江地区渔猎采集经济一直占据主要地位，而且多以渔业作为主要生业内容。云贵地区渔猎采集经济也很有特色，如云南地区因湖泊众多，贝丘遗址非常多见，捞捕贝类等水产资源应是重要生计活动，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大繁荣晚至滇文化时期才出现。
还要强调的是，同一区域内部发展也不平衡。如川西北高原，营盘山遗址农业经济相对发达，家畜品种较多，家畜饲养经济比重较大，相反同时期的哈休遗址在肉食来源方面则主要依赖渔猎方式。又如云贵高原，大致在距今年以后，麦类作物传入，整体出现了麦、稻、粟、黍兼有的混合农业种植模式，但单一的稻作种植方式一直存在。随后麦类作物在距今2年左右成为云南滇池等地的主要粮食来源，尽管麦作的品种优势非常明显，但在自然环境基本相同的相邻地区并没有得到推广，相反完全缺失。这种区域内部农业品种结构差异较普遍存在，可能一方面与当时地理阻隔有关，同时也与区域小传统有关。
（3）文化传播影响强烈，呈现出多元交融格局
现有研究表明，长江上游地区远离农业起源中心，除牦牛是在青藏高原首先驯化外（不排除是在曲贡文化之外的地点被驯化，这种驯化应受到其他牛类驯化技术的启示），基本上所有的作物品种和家畜种类最初都是外地传入的。这种文化传播目前已有较多的考古学文化因素证据支撑，可能更多地与最初的人群迁徙有关（农业品种直接携入），但部分也与长途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间接传入有关。
长江上游地区农业经济的形成主要是受相邻地区的传播影响，整体上表现为南方稻作北上与北方旱作（及相关家畜品种）南下的传播与融合，呈现出多元交融格局。孙华先生认为四川盆地的史前文化具有南北中介和南北交替的两元特点，基于文化变迁而形成的四川盆地史前农业大致经历了三个过程：前仰韶时代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为长江中游稻作农业文化分布范围；公元前年前夕，甘青古族南下深入到了四川盆地及其以南的乌江流域，他们带来的是粟黍一类谷物栽培技术和以小米为主食的生活习惯；公元前1年后，甘青古族是沿着四川盆地西侧高原南下，一直抵达了滇西高原地区，他们不仅为当地带来了粟作农业，还带了来自西亚的麦作农业和面食习惯。这种推演可能大部分接近事实，当然交流的网络可能还包括汉中盆地的仰韶人群，另外，南亚麦作东传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有关旱作、稻作及相关家畜品种的具体传入线路后文重点讨论。
（二）形成原因
长江上游先秦生业特征形成深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文化交流的影响。
1.自然环境制约
人类生计活动包括狩猎、捕捞、采集以及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等，无不反映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适应。渔猎采集活动首先受野生资源的分布与丰度制约，农业生产则更多地受区域地形地貌、水文热量的影响。而长江上游地区幅员广阔，其不同地理单元在地形地貌、物种资源以及水文气候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同时，数千年间气候波动也客观存在。这些都对生业发展有明显影响。
整个长江上游地区除川西存在较大范围的平原外，整体上都是高山褶皱地带，峰岭众多，峡谷纵横，地面崎岖，土地破碎，不利于农耕。不过也有一些面积不大的山间断陷盆地或谷地（多由河川沿岸一、二级阶地组成），这些山间盆地多比较平坦，俗为“坝子”，适于农耕开发，但整体面积有限，所以农耕难以大规模开展。同时，四川盆地周缘以及相邻的云贵高原，其复杂的地形和地貌使得其气候在水平和垂直上均有变化，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复杂的自然环境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空间，也为先民们提供了丰富的狩猎采集资源。这就是西南山地整体渔猎采集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原因。同时也因为山川阻隔，文化交流不便，导致不同地理小单元作物种类各有选择，作物结构不尽相同，当然这不单纯是环境的制约，也有文化选择的因素。
峡江地区生业模式更是一直被当作深受环境制约的典型个案。其实，该地区以渔猎为主体的生业特征更多是一种对环境的主动适应。一方面，峡江地区由于峡谷深切，土壤贫瘠，缺乏较大面积粮食种植的地理条件。另一方面，这里支流众多，鱼类资源丰富有关，其干流还是青、草、鲢、鳙等考古遗址最常见鱼类的相对的固定产卵场（即渔场），较易捕获。所以峡江遗址多沿河谷分布，多在支流交汇处呈聚集状态，这与河流交汇处鱼类资源丰富有关。特定的地理环境与资源应当是这里捕鱼业发达的先决条件。
稻作农业在成都平原的兴起与鼎盛也有其适宜的环境因素。与盆地周缘山地高原不同，成都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雨量充沛，热量丰富，能满足稻作的高温要求，水网交错也使得当时居民改造水稻生长所需的灌溉系统相对容易。而水稻产量远高于小米，宝墩文化时期形成的以稻作为主、旱作为辅的农业模式刺激了成都平原早期文明的发展。同时也正因为成都平原地势平坦，缺乏纵深，野生资源相对匮乏，也容易枯竭，作物种植发展的空间需要更加剧了这种匮乏，所以发展家畜饲养是必然选择，这可能是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家畜饲养发达的环境原因。与成都平原稻作农业兴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边缘丘陵山地展示出不同的谷物生产图景，如阆中郑家坝遗址，尽管与成都平原同时期遗址同属十二桥文化，但明显是以旱作为主导，同时有较丰富的野生核果、浆果类可食资源。显示出地理环境对农作物结构的影响———郑家坝遗址位*陵江西岸的一级阶地上，背靠大雁山，属典型丘陵区，比成都平原纬度偏北，地貌地形与热量条件可能是选择旱作的主要原因。丰富的果实类种子也体现了山地环境相对平原在植物资源广度上的优势。
西藏高原生业模式的更替则更多地反映了气候波动的环境制约，西藏高原先民在历史长河中最后选择了一种以青裸种植和藏绵羊、牦牛畜牧为基础的生业模式，这主要是对高寒气候环境的一种适应。青稞高产、早熟、抗寒、耐旱、耐瘠，勿须脱壳，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青稞以其对高原农业生态独特的适应性而逐渐取代了粟作。家畜品种也是如此。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自然环境的制约作用。
2.文化交流影响
长江上游史前生计中农业因素的出现多与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直接相关。
长江上游旱作农业的出现一般认为传自甘青地区，其动因则是甘青地区自仰韶晚期以来气候日趋干冷，当地农业人群沿川西高原和川西南山地这条“藏彝走廊”或“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南迁，同时带来了北方旱作和相关家畜种类。考古学研究显示，川西北高原出现的史前遗存大多可在甘青地区找到源头———主要是仰韶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相关遗存，藏东北卡若文化则与宗日类型遗存有关。川东峡江地区玉溪坪文化的形成也被认为与甘青史前人群南迁有关。成都平原史前遗存则多认为与川西北营盘山类型遗存扩散有关。按这种文化传播描绘的线路，西北旱作最早传入川西北高原的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地区———距今年左右传入因素包括粟、黍和猪、狗和*牛等。距今年左右，川西北高原有可能成为桥头堡，旱作农业自此扩散到成都平原、川西南和滇西北。宗日类型文化人群也将粟类旱作和家猪带入西藏高原。距今年以来，自甘青地区给西南带来了麦作和家羊。
上述认识多强调长江上游旱作全部源自甘青地区，基本忽略了川东（包括川东北和峡江地区）作为旱作传播通道的可能性。从巫山大水田遗址植物浮选结果来看，最迟仰韶中期北方旱作即已传入峡江地区大溪文化，年代远早于川西北营盘山类型遗存，所以该遗址的旱作应与川西北无关。目前峡江地区是长江上游最早出现农业因素的区域———前仰韶时期玉溪遗址出现家猪饲养，仰韶早中期大水田遗址出现旱稻混作。与以往大多将仰韶时期的峡江地区作为稻作农业分布圈的认识相反，现有植物考古材料显示，重庆峡江段最早发展起来的作物主要是北方旱作，南方稻作并不占优。川东与汉中盆地位置相邻，前仰韶时期以来两地一直存在明显的文化交流。楠木园-玉溪下层遗存发现之后，因见有明显的汉中李家村类型文化的因素，发掘者已认识到汉中盆地应有交流通道直达峡江地区。结合大水田遗址的旱作出现来看，这条交流通道应客观存在，其中经大宁河南下距离最近也是最便利的，当然这还有待更多证据支撑。最近宣汉罗家坝遗址史前遗存的新发现，川东北与汉中盆地之间文化关联引起了学者的
如此，则长江上游旱作（粟、黍）的传入至少同时存在西向和东向两个不同的源头———甘青地区和汉中盆地。如果将马家窑文化看作是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发展，那么长江上游地区先秦旱作农业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根基，这就是仰韶文化。实际上，仰韶文化对长江上游地区史前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这种影响鼎盛于仰韶晚期，从川西北的营盘山类型到川东的玉溪坪文化均可见仰韶文化的烙印，既有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如重唇口尖底瓶、敛口平底钵、带鋬钵等，也有经改造的器类如小口高领壶和深腹平底罐等。可以认为，旱作是与其它文化因素作为一个整体传入的。
小麦和大麦的传入长江上游的具体过程我们所知甚少。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距今-0年）进入雅砻江上游之后，随后卡约文化（距今-年）影响涉及整个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上、中游地区，甘青地区其他青铜文化整体对川西和滇西北产生了强烈影响。麦类作物可能在此背景中传入西南，同时伴有家羊传入。不过，根据长江上游目前已有材料（小麦和大麦在距今年左右已扩散至西藏中部，距今年左右传入滇西北，距今年左右传入成都平原），结合喜马拉雅西侧克什米尔地区的考古发现（其麦作出现时间不晚于距今年，同时见有卡若文化因素），雅鲁藏布江流域曲贡文化的麦作很可能是南亚西北部麦作东渐之物。另从新光类型遗存、白羊村类型遗存明显存在卡若文化的影响来看，滇西北麦作也似传自西藏。另外，中国的家鸡、家养水牛与瘤牛，甚至家驴都有可能传自南亚方向，当然这些推测尚待证实。
稻作的传入，一般认为来自长江中游。有学者推测在距今年前，长江中游的稻作文化扩展至峡江地区———成都平原，进而推进到云贵地区。川东沿江一带多处玉溪坪文化遗址发现有零星的屈家岭文化典型器物，如忠县哨棚嘴遗址出有彩陶壶，万州苏和坪、涪溪口、中坝子、*柏溪等遗址出有高柄杯，涪溪口遗址同时出有盂形器，奉节老关庙遗址出彩陶纺轮等，结合云阳大地坪遗址发现距今年左右的水稻遗存来看，稻作农业通过三峡通道进入成都平原的可能性应是最大的。宝墩文化中新流行的镂孔高圈足、灰白陶风格也一般认为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有关，距今年左右稻作在宝墩文化中的出现可能与之也有一定关联。
另外，川东北史前文化与汉中盆地关系密切，所以不排除稻作农业从汉中盆地经嘉陵江南下进入川东北甚至四川盆地其他地区，即汉中有可能是四川盆地稻作最早传入的桥头堡。实际汉水流域一直是稻作北扩的主要通道，汉中盆地在前仰韶时李家村遗址就发现有水稻遗存，仰韶时期何家湾遗址也有发现。另从华县泉护寺、天水西山坪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来看，距今年-年，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随着文化交流和扩张，已传播至汉水上游-关中-天水地区。所以不排除大渡河中游的稻作与成都平原有不同的来源。从目前长江上游已有材料来看，云贵高原的稻作有可能是由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距今年左右溯江直接传入金沙江—澜沧江中游的白羊村类型、大墩子类型；也有可能是经大渡河中游麦坪类型（距今年-年）遗存南下至川西南安宁河流域（距今年），再逆江西进至云贵高原。由于目前发现的大渡河中游麦坪类型出土的稻谷遗存年代似明显早于成都平原（最早在距今年左右），所以二者之间稻作是否存在传播关系、具体路径还难以辨明。实际上，长江上游稻作大多缺乏直接测年，上述推论都还有待验证。
总之，伴随文化的传播，外来农业因素的不断传入，逐渐丰富了长江上游先秦人群的生计方式与内容，最终确定了长江上游各区域人地相宜的最佳生业模式。
四、结论
通过对西藏高原、云贵高原、川西高原与川西南山地、成都平原、川东岭谷五个区域先秦时期动植物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我们对长江上游先秦时期的取食经济开发过程有了框架性认识。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生计开发，深受自然环境的客观制约，同时文化传播的影响也非常强烈，但更多的是在环境适应基础上的文化选择。相比长江中下游和*河流域，长江上游农业开发相对偏晚，整体渔猎采集经济突出，延续时间长。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地域文化，使得长江上游区域生业分化明显，多样性突出，既有西藏高寒环境中农牧生产、峡江地带的渔业开发、成都平原发达的稻作种植，也有分布更为广泛的四川盆地周缘的典型山地经济。长江上游农业经济的形成直接受到文化传播、交流的影响，呈现出多元交融的格局，随着甘青地区、汉中盆地和长江中游等地区农业因素先后传入，经文化选择与融合，逐渐形成了适应于本地环境的生业模式。其中粟黍类谷物和主要家畜的传入有一个共同的根基———仰韶文化系统，但可能存在两个策源地———甘青地区和汉中盆地。除峡江通道外，稻作也有可能自汉水通道辗转传入四川盆地。麦类作物和部分家畜自南亚传入的可能途径也值得我们特别
长江上游先秦时期文化多样性突出，但也存在明显的相互关联，在此背景中探讨长江上游生业经济的整体进程与主要特征，也有利于宏观把握长江上游先秦文化的区域互动和发展动因。目前长江上游地区先秦生业开发的整体框架已经逐渐明朗，但诸多关键细节并不清晰———基础资料仍有待丰富，区域空白与缺环尚多，同时我们的研究理论、方法还有待创新，不同生计在生业模式中的实际贡献比例还难以准确评估。无论如何，长江上游地区生业研究已显示出无比宽广的前景，动植物考古工作大有可为，同时也亟待重点展开。
（作者：罗运兵 姚凌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袁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8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