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个字，成为其行动纲领。众所周知，这就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概括。其中前十二个字，都是*治内容，唯有“平均地权”是在谈经济。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的创造发明吗？当然不是。中国有平均分配土地的传统。按照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平均地权”的源头，便是井田制。周朝的井田制，便是标准的“平均地权”：除了极少数的世袭贵族，全天下家家户户土地一样多。
井田制起于何时？我估计，当起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那一刻：夏朝。夏朝以前，则是“天下为公”，土地为“全民共有”，地地道道的公有制。
在古代世界，土地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最可靠的财富。古代也好，近代也罢，国家之间的战争，无论是侵略战争，还是反侵略战争，十之八九是为了土地。即便今天的战争，也是为了地上的或者地底下的东西。因此，中国皇帝、欧洲国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赏赐，是土地；每个家庭首选投资项目，还是土地。还有什么比投资土地更安全可靠？
土地太宝贵了，所以，在古代欧洲，禁止异教徒的犹太人拥有土地，犹太人想当农民而不成，为了活命，被迫表现出了被欧洲人赞赏的经商才能，成为欧洲“商业文明”的代表。我在《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谈到过，犹太人好不容易挣点钱，各国国王就会以“法制文明”的名义，随意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基督徒则可以随时没收犹太教徒的生命。例如，被中国“精英”吹嘘的神乎其神的《英国大宪章》规定：“欠付犹太人债务者亡故时，其妻仍应获得其嫁资，不负偿债之责。亡故者如有未成年之子女时，应按亡者遗产之性质，留备彼等之教养费，剩余数额，除扣还领主应得之报效外始可作为清偿债务之用。”被列入中学教科书的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我们从中体会到了欧洲到底是怎样的商业文明和人权文明呢？
最晚在唐宋时期，大批犹太人来到中国。开封，便是犹太人聚居点之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定居中国的犹太人，并没有显示出特殊的“经商天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他们信仰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喜好，自由选择职业。他们可以买地种地，可以买房子经商，也可以迁居于任何地方，还可以好好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去做官。在明朝，仅开封地区，就有20多位犹太人考取进士。
要想保证家家有饭吃、有衣穿，实现社会最大的和谐，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平均分配土地，让全民各尽所能，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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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立后，不仅实施“平均地权”，给每家每户都分了田，而且动态管理，根据家庭人口变化，适时的增减每家的土地。这一制度，一直全面而平稳地执行到了安史之乱爆发。某些农民没有土地，可别怨*府，当年，*府也分给他土地，是他自己经营不善给弄丢了的。
《新唐书·食货一》：
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受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
这段话的内容，就是均田制，即如何分田。
举个例子来解释。假设有个已婚男子，名叫王三，他已经单独立户。当他十八岁后，*府就会分给他亩地。其中80亩，是种粮食的，叫做“口分田”。当他年满60岁时，这80亩地必须归还*府。
另外20亩，*府要求种树种麻，当然最好是桑树，用于养蚕织丝绸。粮食，是当年种当年就有收获，而“十年树木”，我家种的树，好不容易长得差不多了，*府却收回去了，合适不？因此，*府规定，这20亩是拥有永久产权的，可以传给子孙，叫做“永业田”。
村里无子的老人、身有残疾者、寡妇等“弱势群体”，分配土地就要少一些，但他们不用承担任何赋税，地里的收获完全归自己。这些土地，足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你不用怀疑这一点，唐朝不少名人自幼丧父，照样接受良好教育，通过科举成名入仕。当然，他们少年时代过得很苦。后面我们会谈到，*府还有很强大的社会保障制度。
村里的工商业者，*府按照该标准的一半，即50亩授田。
百姓的宅基地，即住宅用地，则是另外分配的。
无论什么时间，全国人口都不会是平均分布的。王三生活的地方土地充足，即所谓“宽乡”。但是，有些地方人多地少，没法按这一标准分配土地，是“狭乡”，*府只好降低标准，减半分给大家；工商业者，就不分了。因此，*府鼓励“狭乡”的老百姓迁居“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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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是否绝对平均分配土地呢？当然不是。打江山的功臣，皇帝必须给他们必要的奖励；现职的文臣武将，需要应有的工资待遇。而国库里最重要的财富，莫过于土地。
《新唐书·食货五》：
一品有职分田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
亲王以下又有永业田百顷，职事官一品六十顷，郡王、职事官从一品五十顷，国公、职事官从二品三十五顷，县公、职事官三品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职事官四品十二顷，……
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之田，袭爵者不别给。流内九品以上口分田终其身，六十以上停私乃收。
凡给田而无地者，亩给粟二斗。
名义上，唐朝官品是一品至九品；实际上，宰相也才是正三品，能够混到一品二品的官员，那是功高盖世的极个别人物。一品二品人员，大多是亲王公主啥的。
官员的职分田，是与职务相伴的，在这个岗位上，就享受这块土地上的收获；离开这个岗位后就没了。所以，这实际上是工资收入的一部分。
永业田，则是可以传给子孙的。但是，如果任职期间犯错误，比如因贪污受贿被免职、降职，这块地是要受影响的；如果因错误严重被“开除公职”，那就啥也没了，只能与老百姓一样参加“均田制”去。这十分类似当今的“股份”。官员若好好干，你的子孙也可继续享受这份股权。以当今某些专家把国家当做企业治理的理论，好好琢磨一下，唐代这做法，还是很先进的。
永业田中，有的人是公爵、侯爵啥的，子孙如果继承这一爵位，是不能再给予新的土地的。当然，唐代世袭能爵位者，微乎其微。
可是，国家有时候可能没有土地分给官员，国家就根据应分土地的数量，每年按照每亩地二斗粟的标准补偿官员。
唐朝官员数量很少，选拔极严，待遇也奇高。宰相的土地是普通百姓的34倍。即便是最低级别的九品官，也有三顷五十亩，是百姓的3.5倍，其中永业田是二顷。除了土地，官员们还有其他货币性工资和福利，这些内容后面再谈。
上面谈的土地，仅仅是可耕地。根据《周礼》，中国的山、河、湖、海，是不分配的，它们的产权属于国家，名义上属于天子，是决不允许私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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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天下男子的表率，皇后母仪天下，是全国妇女的表率。土地分配好了，皇帝皇后就亲自出来，率先垂范，鼓励百姓抓生产。中国是一个男耕女织的社会大分工模式，所以，按照规矩即“礼”，皇帝必须每年率领广大官员，举行亲自耕地的仪式，皇后则是率领广大命妇（由皇帝封赐有品级的妇女），举行“亲蚕”仪式。正所谓“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王后亲蚕以共祭服。”（《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因此，国家专门划出一块地，供皇帝种地，皇后种桑养蚕。这些仪式，从来就是了不得的国家大事，在二十五史中，均有记载。因为，按照礼，皇帝必须以自己亲耕这块土地上的产出，作为祖宗宗庙的贡品；同时，这既是劝老百姓好好种地的行动，也是教育皇族子孙、广大官员牢记“粒粒皆辛苦”。这一规矩，到清朝也没有改变。
《旧唐书·玄宗本纪》：
（开元二十二年）是夏，上（唐玄宗）自于苑中种麦，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获，谓太子等曰：“此将荐宗庙，是以躬亲，亦欲令汝等知稼穑之难也。”因分赐侍臣，谓曰：“比岁令人巡检苗稼，所对多不实，故自种植以观其成；且《春秋》书麦禾，岂非古人所重也！”
唐玄宗率领儿子们亲自种地，亲自收获，告诉儿子们：因为这是给祖宗的祭品，所以我们必须亲自动手；同时也是告诉你们，种地不容易。之后，玄宗又把收获的粮食给大臣们看，告诉他们，自己种粮食也是为了检验官员们的报告的真实性。
不过，玄宗所耕种的这块地，不是位于长安城东边的一千亩“籍田”。按照规矩，开春后选个吉祥的日子，皇帝带领大臣们，先祭祀神农，再亲自耕地，最后发布圣旨鼓励劳动，并或大赦，或赏赐有功人员。朝廷给全国官员配备有职田，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职田就在其任职地，与此有很大关系，即让州县官员垂范于民。
与之相应的，皇后也行动，为祈求蚕桑丰收举行祭祀活动。据《唐会要》：
唐先蚕坛在长安宫北苑中，高四尺，周回三十步。
先蚕坛，是专门的祭祀场所。皇后的亲蚕，其程序也十分复杂，绝不是简单的做做样子，而是十分神圣的，在仪式前五天就开始斋戒了。据《唐会要》：
斋戒：先祀五日，散斋三日于后殿，致斋二日于正殿。前致斋一日，尚寝设御幄于正殿西序及室中，俱东向。
《旧唐书·太宗本纪》：
贞观元年……三月癸巳，皇后亲蚕。
唐太宗一上任，皇后就率领在京官员们的夫人，在先蚕坛祭奠“先蚕”之后，亲手采摘若干桑叶，并喂养蚕。
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礼仪，比如为了获得风调雨顺，每年还有祭天祭地祭山川的仪式。一旦旱情严重或雨水不停，皇上就会派官员甚至亲自加大祭祀力度，祭祀不管用，皇上就会下罪己诏，说是自己道德修养不够造成如此天灾，并表示悔改。
总而言之，朝廷把耕织当作天下第一要务，最担心的就是粮食收成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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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皇帝和官员个个学富五车，见多识广，因此，他们不是绝对理想主义者。他们深知，“平均地权”之后，会因为种种原因，出现贫富差距，最终演化出土地买卖，诞生土地兼并问题。他们虽然反对土地买卖，但也不是不顾人情的予以禁止。老百姓得到土地后，家里遇上老人死了没钱安葬之类的特殊困难，允许卖掉永业田；如果打算迁居他乡，口分田也可以卖掉。不过，社会福利只能享受一次，一旦卖掉，就不能在本地重新申请土地了。长此以往，无论宽乡、狭乡，都出现了不少大地主，更多的是无立锥之地的穷人。随之而来的，*府掌握的可分配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尤其是狭乡，新增人口*府无地可授，*府很难玩下去。
当朝廷发现“均田制”面临挑战时，便一再下令禁止民间土地买卖。据《册府元龟》载唐玄宗开元年间诏：
二十三年九月诏曰：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不许买卖典贴，如闻尚未能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
唐玄宗十分失落，对向官员们说：我一再强调禁止百姓买卖土地，可我听说，直到今天，民间土地买卖还热闹得很，豪富兼并土地的胃口越来越大，失地百姓越来越多，这怎么得了！你们要加大整治力度，今后，谁违反了，严肃处理。
唐朝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而官员才万把人，加上小吏总共也就七万余人，而且相当部分呆在京城、州衙，哪里管得过来？直到清朝，中国民间的事，主要靠百姓自治，只有老百姓之间扯不明白又必须搞清楚的事，他们才会找父母官评理。皇上的诏书，若说些老百姓不感兴趣的话，必然如微风吹过，不见一丝痕迹。
局部地、静态地看，土地兼并问题是存在的，甚至是严重的。而且，越是人口密集的狭乡，土地兼并问题才会显得越严重。然而，狭乡主要集中在当今陕西、河南两地，这里皇亲国戚、官员和官员后人云集，官田、官员职田广袤。因此这里根本不能反映全国土地状况。
最近这些年，敦煌和*地区的一些唐代文书，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有些专家根据这些文物，如唐朝地方*府留下的授地文书残片，认定到唐玄宗时期，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唐朝*府掌握的可分配土地资源已经“枯竭”，并由此无限夸大“土地兼并”的严重性。
我以为，以戈壁瀚海地区的土地状况来推断内地，是莫大的误会。
实际上，在唐代，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土地问题，而是广袤无垠的荒地有待开垦。即便是人口密度很高的关中地区，也有大量的土地，被闲内厩用来办牧场养马养牛。
在最为发达的中原地区，也存在许多荒芜之地等待开垦。据《唐会要》：
（开元十一年）中书侍郎崔沔议曰：仙州四面，去余州界虽近，若据州而言则元远。土地饶沃，户口稀疏，逃亡所归，颇成渊薮。
仙州位于今河南省叶县、舞阳市一带，虽然土地肥沃，但直到开元十一年（年），这里仍是人烟稀少之地，成为失地百姓逃亡聚居之地。
又《唐会要》：
开元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客户编成十二乡，置唐城县属焉。
唐城县位于今湖北随州市，是紧邻今河南省、湖北的襄阳市的要地。显然，这里大片的荒地，被众多移民开垦出来。*府将移民编为十二个乡，设置为一个县。
在秦岭淮河以南，人口密度很低。在有些地方骑马跑个几十里地，也许见不到一两户人家。山南道的复州，位于江汉平原，当今号称鱼米之乡，下辖竟陵（今湖北天门市）、沔阳（今仙桃市）、监利三个县。这里距离繁荣的襄阳、荆州两大重镇，仅一步之遥。据《元和郡县志》：
开元户五千二百三十二，乡一十一；元和户七千六百九十，乡一十五。
复州的面积不下平方公里。在唐朝*府的户籍薄上，唐玄宗时期，复州只有户人家，二、三万人；唐宪宗时期仍只有户，至多五万人。这就是说，这里每平方公里不到一户人家。考虑到这里是水乡，假设一半的土地是水面，那么，每平方公里不到2户人家。
不止茫茫江汉平原，往南进入肥沃的洞庭湖平原，往东进入长江下游的长江两岸，同样如此。比如，著名的明州，即当今的宁波，直到开元二十六年（年）才正式设州治理。
还有许多人家跑到人迹罕至之处，创办了一个又一个桃花源。《元和郡县志》记录了发生在剑南道的渝州的一则有趣信息：
璧山县，中下，东北至州一百八十里。本江津、万寿、巴三县地。四面高山，中央平田，周回约二百里。天宝中，诸州逃户多投此营种。……至德二年置县。
这就是当今重庆市璧山县的来历。天宝年间，一些失去土地的百姓，先后跑到这个四面环山之处垦荒耕种。这里是三县交界、荒无人烟、三不管的地方，皇粮国税自然不需缴纳。因人口越来越多，引起*府的注意，至德二年（年），*府在此专门设置了一个县。
因此，失去土地的人，根本不用担心生活问题，天下待开垦的处女地多多。
从某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土地兼并，才有力地促进了荒地的开垦，推动了唐朝经济的持续发展。
事实上，直到清朝中晚期，内地土地才开始显露出明显不足来，先是四处寻找荒地的“流民”搞出了白莲教运动；接着出现了下南洋、闯关东垦荒的大移民。
生民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