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二十世纪末的“化危为机”与结构性制度变迁
年3月2日三农问题学者温铁*直播
本文为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第一，看清中国在金融全球化阶段面对的重大问题。
国家的核心主权之一是货币，货币代表着国家*治赋权形成的长期信用。一国的*治稳定能力是决定其货币信用的稳定程度的基础因素，因此主权货币本身具有普惠性。
然而，长期观察中国的人能够越来越清晰地察觉到金融资本的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客观演进的过程。
随着我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在90年代日益加深，到21世纪初期确立加快全球化的*策导向，大量流入的外资在中国创造的出口换汇激增。无论是出口换得外汇，还是吸纳外资，所有进入中国的外币全部要转化成国内人民币造成的外生因素的增发。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通过外汇占款项目创造了大量的基础货币，成为新增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最近10年，对冲新增外汇储备而形成的基础货币占国内货币增量的三分之二，因而从量变到质变，改变了一国实际应该有的货币*策自主权——逐渐改变了原来以国家*治强权来向货币体系赋权的货币发行的制度依据。
越是大量出口，外汇增加就越多，也因此通过对冲增发了更多的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体系的乘数效应，形成了世界罕见的广义货币相对规模，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继续加强对外开放出口的同时，要考虑超发货币的吸纳问题，只有交易量大而活跃的金融市场才能帮助消纳这些货币，新世纪以来主要是股市和楼市。目前，最大的吸纳超发货币的资产池是土地变现和房市虚账。
客观地看，土地是我们这种超大型大陆国家的主权资产的最大部分，也是一个由宪法来规制的最主要的财富主权。具体的产权表现形式，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村社集体所有。伴随着中国纳入金融全球化导致的主权货币异化的过程，土地逐渐成为金融化标的财产，遂使国家在宏观*策上面临两难的处境：若不继续推进土地金融化，就缺乏足够的释放通货膨胀压力的手段，很有可能转化为汇率危机；而听任土地金融化的发展，则难免地价推高房价，挤压实体经济或对一些基础性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冲击。总之，这个矛盾不是任何*治家的主观选择能够改变的，是纳入金融全球化以来的客观形成过程。
据此看，目前缓解矛盾的主要对策是把土地金融化改为乡村振兴中的“生态资源产业化”——推进山水田林湖草的价值化实现，来吸纳过剩金融替代过度负债的*府财*。这是全球化挑战下的乡村振兴战略能够缓解危机的现实意义。
第二，讲好中国发展的真实经验。
中国是文明没有中断过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认清身处于金融全球化阶段的基本矛盾的同时，要强调去殖民话语知识体系重构。
在“三农”领域，当*的十九大提出“一懂两爱”人才培养的时候，我在与农口高校的交流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懂农业可以做到，但是爱农村爱农民做不到。*的十九大提到的懂农业，其实意味着懂“三农”，和所谓的懂第一产业有内涵区别。现有的高校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能不能培养出来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一懂两爱”的人才，确实是个问题。
中国高校现在标准化的制式教育体系、形式主义的发表要求、教条化的学科建设，都带有百年激进发展主义内在的深刻的殖民化的烙印，这种情况下的学术界难以讲好中国故事。
新世纪的战略调整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战略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
中国的产业资本规模，按人均排在20名以后，按总量我们是世界上产业资本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进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出口部门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巨大价值的周转和实现，是先以外币形式完成的，又以结汇为人民币最终实现价值周转和增值。在这种资本周转的过程中，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外汇储备规模，相关的制度安排促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快速积累。这个结果意味着我们变成了西方各国要摸着往前走的那块石头，但是人家不摸，我们始终得不到“认可”。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沿着原来的路径走下去，要么纳入西方给定的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如果坚持中国自己的方式，那就可能被认为不是河里的石头，而是变成挡在人家前面的山。
我国从年就强调科学发展观，年提出和谐社会，年提出两型经济（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年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可见，这是个渐进的认识过程。
相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越走越难，国家*策发生了一系列自主调整。比如年我们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之际，美国刚刚爆发新经济危机和“9·11”事件为标志的*治危机；年我们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之引发华尔街金融海啸。这是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提到的背景内容。
美国与苏联争霸时期构建了全球*事指挥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当两个争霸主体中的苏联解体时，美国便成了唯一的超强大国，这些信息科技成果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三年亦转为民用。年诸多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为什么是这一年？
美国当年为与苏联抗衡而投入的大量*事技术研发成本，在苏联解体之后，都变成了沉没成本。于是就有了比尔·盖茨的故事。他其实只是在不支付机会成本的情况下占有了IT产业崛起的机会收益，因为巨大的研发及应用成本已经由*方支付过了。
这个时候谁进入IT产业，谁就能占有机会收益。于是美国兴起了新经济，IT产业陡然增长。这个时候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正处在工业化资本增密阶段，但是他们幅员狭窄，没有自己“做多”的制度空间，于是东南亚各国资本纷纷流向美国，去追求IT产业巨大机会收益，资本外流使东亚进入危机爆发和萧条阶段。
这个世界并不奇妙。资本的流向决定了经济危机在哪个区域爆发。东亚资本流向美国的时候，就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同时也预示着美国将出现危机。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导致资本平台高企，资金流向高新技术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能够真正有收益项目的不到技术研发总量的10%，90%左右的投资最后都没有回收的可能，最终导致IT业的泡沫崩溃。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伴随着*治危机和“9·11”事件，美国的战略敌人转变为极端宗教暴恐集团，中国借机与其成为战略伙伴。遭遇危机之后美国的产业资本流向基础设施和制度最友好的地方——大量资本直接流进中国。中国在年还处于萧条，年复苏，年陡然进入外资拉动的高增长阶段，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实现了13%以上的高增长。然而当我们把这一切总结为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是否抓住了中国故事的全部真谛？
年以IT产业为代表的美国新经济泡沫崩溃，投机性资金又避险逃离IT产业转投房地产，于是又形成房地产过度投资，引发年美国次贷危机。年金融海啸，导致世界市场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引发年全球危机、年欧债危机、年原材料出口国危机……
当此乱象频仍之际，中国提出了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心在乡村。早在年生态文明作为发展理念提出的同时，我们就在加强乡村建设，年新领导集体继续执行，并且终于在年*的十九大确立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最主要的战略方向。
因乡村具有多样性，乡村的业态一定是和自然多样性直接整合的，于是乎也会转化为乡土社会的社会文化多样性。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以乡村振兴为基础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构建去殖民化的话语体系。
中国有多少学科、多少话语、多少知识分子在描述乡村振兴？在理解什么叫生态文明转型？如果我们继续沿用殖民化的学科体系做我们的知识体系建设，基层实践的人会感到没有被知识界接受，而这些人正默默地做着和本土的、脚下的这块热土结合的在地化的知识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打通“上下五千年”，对我们来说，就是打通万年农业文明。西方农业文明本源于西亚，那是“两河”，因流域面积狭窄而使作物单一；演化为一元论思想，信奉一个真理，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则在起源时期就是“四河”加“四湖”，区域广大而有多样性作物和多元文化。
东西方的差异本源于地理条件。青藏高原导致周边大气流向上顶推，这种地形使水气向西变成降雨，再变成“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国的大江大河是这样下来的。中国的地理条件使得不同气候带覆盖下的资源差异性非常复杂，也促成了农业多样性及其村社文化的多样性。中国一直以国家形态延续着村社自治的农业社会。但是，中国数千年作为国家的上下分层*治的延续，都是不被西方承认为民族国家的，因为不符合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的*治国家的性质。国内学术界有些研究主要是照搬或参照西方的话语体系，当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实践，形成了在地化的知识建构，就终于可以说一点中国故事了。
西方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通过大规模殖民化占有四个大陆的剩余实现的现代化，把它“洗白”变成发展主义。需知，这种西化发展主义的背后是殖民化，而当今的后发国家无论怎样师从西方，也没法走向殖民化，大多数走发展主义道路会落入发展陷阱。原殖民地国家至今仍然承担着巨大的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这对当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成本无法对外消化，就易陷入危机当中。中国在做战略调整，主要是生态文明与民生新*。我们有可能通过乡村中国的发展来稀释发展过程形成的代价。这是真正意义的中国话语。
实际上，西方核心国家不断发生危机以来，官方提出了很多去殖民主义的话语。比如，“三农问题”怎么翻译？如何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三农问题”？什么叫“重中之重”？再看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先后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在西方人眼中也不是那么好理解。同理，这些“三农”领域的官方去殖话语在师从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默默无闻。我们做了延续百年乡村建设的话语建设，但这只是我们做的在地化知识生产工作中一个基础的部分。
中国的地理气候带的生物多样性促成了农业社会的多样性。随着国家*治建构于稳态村社的演化过程，变成了亚洲大陆上的南北两大不同文明的冲突，那就是北方游牧带和南方农业带的冲突，*治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变异。
对比同时代的东西方国家变迁，西方的罗马帝国是商贸立国，是环；东方的秦汉帝国是农业立国，是饼状的，五千年农业文明的传承之所以没有被毁灭，恰恰在于它有庞大的国土面积构成防御纵深而有效的国家动员体系。举国体制是历史存在的体制特性，这个特性使中国作为*治国家延续的时间远比西方的国家传承长得多。
另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农业国家的兴衰与气候冷暖变化直接相关。中国之所以形成大一统局面，乃源于战国时期气候变冷，北方各国都在修长城，最终由秦来完成，沿着毫米等降雨线形成两种文明分割，构成游牧和农耕两大不同文明的分界线。
第四，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客观经验。
再看演化过程。长期以来的中国农业文明以农民所从事的多样性农业为基础来推进。民国时期也有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不能来自别处，最初只能来自“三农”。民国就亡于激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个背景下有了乡村建设，一千多个乡建单位做这件事。民国工业化促进工商业资本下乡，加重了剥夺，因此爆发的农民革命战争是造成民国现代化败亡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用集体化的方式可以方便提取农业剩余，尽管提取剩余比重超过30%，却因为内部的平均化，使通过集体化提取剩余的过程显得相对平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纳入全球化，过量提取“三农”剩余，农民负担高达三成以上，是历史的必然，并不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叫什么主义就不发生对抗性冲突，此时我们再度转向乡建。
世界农业本来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大农场。被国内主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农场、产业化农业只在新大陆殖民地条件下才找得到，如果坚持中国农业必须实现规模化、产业化，这只能算是殖民化话语的*策表达。第二类是小农场。作为历史上宗主国的欧洲国家都实现不了大农场农业，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再度出现战后产业过剩，大量的市民下乡，导致60%的农场是市民农业，因而导致欧洲农业*策比较早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绿色主义在欧洲兴起。今天欧洲的*治如果不和绿色主义结合，很难形成完整的治理。第三类是小农村社经济。我们本属东亚经济体，历史上是靠村社共同体来维持农业的，我们把历史形成的村社共同体打散，将个体农户作为市场主体。如果农户的贸易就是市场经济，那我们的集市贸易也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是否是我们眼中的市场经济呢？
东亚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中国以外的整个东亚实行的是没有革命的土地均分制，日本、韩国等都是如此。儒家思想中共存、共生、共享的*治理念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今天我们的主流却长期坚持农村去组织化，所谓扶持新的市场主体，做了40年也只是集中了土地的36%，而10亩以下的主体仍然占85%。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没有跟着走，传统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新大陆的殖民地农业模式，以美国模式为代表，包括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是把原住民人口减少到5%以下；而中国是典型的原住民大陆，是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殖民化的制度形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尤其是在农村，小农村社制度将长期存在。
希望以上分享能够形成一点反思，去促成我们话语体系的去殖民化。
年12月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中国*治经济学40人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温铁*教授发表了题为《去依附：亿万农民救中国》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的演讲内容。
一般“三农”问题都是垫底演讲，感谢复旦大学的安排，这次没有安排垫底演讲。我今天要讲“50”“80”“10”三个年代阶段发生的故事，原来想把这三个阶段基本过完再讲，今天正好借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做一个扼要汇报。“亿万农民救中国”跟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直接相关的，感谢上午洪银兴老校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接着是姚洋做了一个非常简短但是深刻的批判，包括史正富对有关供给侧改革的*策体系做出的批评。
这些都是上午内容中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发了很多（相关内容）到我的团队群里边，让大家重视复旦大学释放出来的信号，我们的理论体系需要重大调整，我现在做的分析是尝试比较客观地讲好中国故事。
亿万农民第一次救中国
大家知道，年有一个重大*策变动，也就是以美元作为货币依据改掉了原来法币制的主权货币体系，外汇制的货币发行体系就崩溃了（4个月左右），民国因此进入恶性通胀，从而导致财*不能持续，于是现代财*和现代金融的失败导致了其*事上的失败。所以，在共产*打国民**队的时候，一个连队能够让上万国民*士兵交枪，是因为国民*没有钱了。
我们在民国的时候没有财*也没有金融，打个白条就可以了，当年解放战争的时候给农民打的白条有的到70年代还没有还，直到年才还上，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金融这些东西，我们靠农村包围城市，但是进大城市必须要有明确的管理。
*队打垮了可以不算，但是工业、教育、街道、警察全部要靠财*维持，我们*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之后严重的财*赤字，赤字率高达70%，意味着财*不可维持，将要破产。为了保证财*开支，我们怎么办呢？答案是增发货币。国民*在失败逃离大陆的时候，把所有的外汇全部带走了，所以当时第一大危机就是通胀，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按常理这个新*权会垮掉。
年，我们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要发展私人经济，但是在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任何企业都没有利润可言，所以脱实向虚不是现在发生的，年代已经发生了经济脱实向虚，炒作成了客观规律。那么该怎么办？按照一般理论是不可挽救的，但是幸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88%的国家，年开始了土地改革，这一次激进的改革（土改）意味着88%的人口不用国家管了，恢复了小农经济，结果是亿万农民救了高通胀危机之下的财*。
具体为什么？因为一旦土地到手，农民都要进行简单再生产，至少要维持他的下一个生产周期；同时还要追求扩大再生产，就是追求土地扩大，农民尽可能向国家交售农产品，恰逢共产*正在城市打白米、白面、白布“三白”战役，私人资本家在跟共产*争夺天下，共产*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三白”，用于平稳市场，通货膨胀被压下来了。靠什么？就是靠大量农产品的供给帮助共产*压低了物价，同时农民吸纳货币，最终这种通胀压下来了。这种故事没有讲过，所以讲好中国故事要从头讲起。
亿万农民第二次救中国
我们再讲年代的改革。刚刚讲到了财*，中国经济50、60年代是被封锁的，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依附的时期，其中有红利和成本，所以普遍贫困是维持完全主权独立的国家所带来的制度成本。但是从70年代开始，中国利用尼克松访华之前放松对中国封锁的机会，开始调整工业结构，引进外来技术，这样就造成了引进外资的成本，即多亿左右的负债。
70年代任何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和亚洲的国家，都普遍出现了债务危机，中国也同样出现了，直接表现为年、年财*赤字突破亿。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没法进行任何投资，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投资都不够。于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就业不足，这个时候又让步*策，让我们回城。我们那一代人遭遇了几次大变故，80年代那次就是大回城，但是回城后无业可做，无业、无家、无老婆，我们那代人的遭遇就是大危机的代价，因此催生了改革。
所以改革不是谁拍脑袋拍出来的，是应对危机的产物，这些各位可以注意我的文章，都有解释。那么为什么这次又提出了农民救中国？因为就和毛泽东当年土改一样，邓小平也给中国农民分了一块地，内容是一样的，但叫法不同，那次是土改，这次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话没有人听得懂，但内容一说大家都懂，就是又土改了，给农民分地了。
这次的差异是什么？主要是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因为第一次土改时农民人口占88%，第二次土改农民人口占85%，土改后，农民有吃有喝不找你，*府不用管农民了，农民自己玩自己的。当时中国外债转化成严重的财*赤字，造成赤字就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放了农民（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造就了农村、恢复了百业兴旺，农民的人口和农民劳动力都在大幅度增加，*策放开了以后，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粮食生产发展，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百业兴旺。乡镇企业兴起并快速发展，数量有万家，创造了巨大的对城市工业的拉动，就是内需拉动的增长。我们现在讲的三驾马车内需驾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那个时候。谁干的？中国农民干的。
第二次转的时候，农民转向了多业态的乡村复兴，然后带动了城市化，这些拉动了中国内需的增长，这是中国这么多年唯一一次内需拉动型的增长。我们讲四十年改革的时候讲的更多是92年以后的事，92年以前呢？因为有过一次88年的滑铁卢，所以就不再讲80年代了，仅仅把80年代归结为家庭承包，不讲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80年代内需拉开城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尽管中央强调城镇化，但却没有人真正把城镇化当成中国故事中的重要内涵，它发生在什么时候？80年代。伴随着乡镇工业发生起来的乡镇化，这个就讲到这里。
亿万农民第三次救中国
然后再说说年代，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我们连续强调了5年的城镇化，一个人进城能带动20万的投资，如果3亿农民都进城呢？如果真的实现了70%的城镇化率呢？那就是万亿的投资。所以当时会认为中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从07年就开始强调转型了，转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意味着中国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下去了，我们现在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国。尽管我们现在是产业资本和生产总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按照大类算，三分之二的产业是外资供给的，产业资本中至少1万亿美元以上是外资。*府常说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来，资本是来了，但那不是你的。刚刚史正富老师分析的中国M2总量很大，是不错，但中国因为外资变成了世界贸易最大的国家，有意义吗？
所以我们从07年就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现在是以生态文明为指导性，生态文明中最主要强调的是自然多样性与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有机整合。自然多样性在城里有体现吗？比如说上海就没有，上海是一个地面不断沉降的城市，克服不了自然对它的伤害。真正能跟自然多样性有机整合的就是乡村社会，我们去年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贯彻落实生态文明转型的举措和战略，以什么当成转型的对象呢？就是乡村振兴。所以，希望大家把我们的乡村看成国家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载体。
面对当前 ，无论转换成什么都得练好内功，夯实基础。那么基础在哪里？就是乡村振兴，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当时开会，习近平带领所有在家的领导上会，各种*策向乡村倾斜，并且指出乡村振兴是21世纪中国发展潜力最丰富的领域，这是有深意的，也是有所指的。为此，我们已经开始转变以往的数量型增长，乡村怎么样进一步完成中国自主货币体系的货币化，和自主资本体系的资本化。一定程度上，用乡村来吸纳现在增发的货币，就是习近平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年以后的转型也就得到了软着陆的基础。这就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救中国。谢谢大家！
袁家村何以成为袁家村？
来之前我满脑子都是疑惑，我的团队先来到，大概做了四五天的研究，我们还想留几天再研究研究，因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调查以后更感到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何以袁家？
中国的经济正在进入冬天，很多企业排着队去工商局注销。现在的公司平均生命周期，特别是中小企业，只有两年多，各地正在办的开发区大多处在非常不景气的状况。然而现在很多中小企业无法注销，要关门破产而不得，因为企业注销银行就不会贷款，大量的企业就又转化为银行不良资产，整个GDP的下滑速度会更快。在经济寒冬的萧瑟笼罩之下，袁家村这里竟然生意兴隆。从这种反差极大的现象深入研究下去，年到年，餐饮业、民宿业、农家乐这些小型经济体，在袁家村的体制之下，有10到11年的运行历史，如果说一般的中小企业是2.7年，那经济冬天到来的时候，那不抗冻的先着凉生病是必然。那为什么在袁家村的小企业甚至是作坊、夫妻店，能够长期生存？
有人说是因为农村的地价便宜，那很多地方是零地租零地价的招商引资，为什么发展不起来？现在经济冬天已经来临，寒潮一个接着一个，大量的中小企业处于关闭的状态，为什么袁家村能够维持相对的繁荣，而且大部分的企业没有倒闭，甚至能维持十年以上的生命周期，这个是值得我们考虑和讨论的地方。
第二，袁家村外来人口十倍于本村人，多的外来人，本村人不到，且商铺有一千多家，外来城市人开办的占总量的70%。城乡之间不是对立互斥的关系，而是城市主动融入乡村。很多地方鼓励市民下乡、乡贤返乡、产业兴乡，但是不成功。难道初始的时候袁家村本地人看着城里人创业赚钱就没有排斥性？这里的老百姓真的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吗？很多下乡的中小企业，往往感到难以和农民打交道，认为农村属于非正规体制，虽然你有法律，可以去告违反法律的村民，但是常常无从下手。总之，袁家村发生的城乡融合，特别是高比例的外来户，聚居于此，本村原来的62户家家办农家乐，农家乐是本村业务。这是第二个值得我们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高唱秦腔！”我学会了这几句话，我就变成了老陕了，那大家都在学唱秦腔，为什么唱不出袁家哪个味儿？袁家现在开始对外输出袁家的管理服务和管理发展团队，用袁家的真实经验，来推广袁家的模式，而不是由*府来推广，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差别？我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办旅游就能办起来吗？袁家村的原始核心产业是什么？62户的主产业是农家乐，62户以股权的形式参与了其他的餐饮、休闲旅游等，但这只是财产关系，而不是直接经营。所有的这些其他业态，全部是以外来的经营户为主体，这个业态怎么回事？今天很多人都在讲业态创新，但是业态如何创新？问题不断追问下去，所以这次我带了一个团队来做调查研究，教授来了三个，还有副教授、讲师，这么多人来，来接这个地气，来学习来了解。
袁家村成功要点
到现在为止学了什么？第一点，袁家推进的和年中央所讲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核心精神是一致，中央提出农业结构性过剩，以往的增长方式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中央现在要求一二三产融合加绿色方式。刚才郭书记说的袁家村的模式是三产带一产，已经做到了三产融合，在食品中的业户，各个不同村落的农民，提出农民捍卫食品安全，以三产带一产，带动绿色生产，这和我们以往地方*府推广的大规模产业化思路之间有差别。谁在贯彻中央一号文件？是村民，是袁家村这种基层干部和农民结合，推出的三产带一产，三产融合的绿色生产方式。
我呼吁从礼泉县到咸阳市到陕西省，把袁家村的经验总结到贯彻中央一号文件上的“陕西模式”上，这样就呼应了中央的一号文件，在改变粗放数量型增长推出质量效应型增长。这一点，全国都需要典型，这个典型只有袁家村一个还不够。
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供给侧改革，另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袁家村百分之七十是下乡市民，外来人口十倍于本村，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必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怎样化解，怎么城乡融合？鼓励市民下乡，市民相当于中小企业，跟农民结合发展，市民怎么下乡？
在中央去年召开农工会之前，武汉市推出“市民下乡*金二十条”，鼓励市民下乡和农民结合。袁家村的很多民宿都是典型的市民文化和品味，虽然用的是农村材料，但体现的是市民品味。怎么才是城乡融合，才是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城乡融合？现在很多干部还在强调农民的农业，难道市民不能搞农业吗？新型经营主体是什么？为什么中央在表彰新农民呢？谁是新农民呢？大量的市民下乡变成新农民，同时新农民进城变成新市民了。本来城乡融合是正常的，过去的二元结构阻断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典型，难道不是城乡融合，难道不是市民下乡与农民结合创业吗？这正好体现了中央精神。
另一方面，从袁家村现在的财产关系来看，真正做到了平衡，如何？中央在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基本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的背后是财产的不平衡，是贫富差别，所以中央在年提出要在年完全消除贫困，达到全面小康。袁家村通过独特的财产制度安排，让所有的村民都成为了股民，这一点，和总书记批复的“三变”是一致的，把村民变股东，在财产关系上有处置权。
同时袁家村的项目进城是一个新业态，农村的餐饮业，带有乡土餐饮文化体验的食品消费进城，乡村产业向城市演变的过程带动的是什么呢？带动的是大家一起入股，这种财产关系形成的结果是弱化贫富差别，减少不平衡和不充分，所以我们看财产关系，它带来的是一个新的业态发展的方式，农民可以以这种合作社的财产关系组合，进入到城市，变成城市的新业态。
我不多总结了，我们来是当学生，向袁家村的乡亲们，袁家的干部们去学，我们学的还不够，先点到为止的说几句。
（本文根据年全国合作社大会温铁*讲话整理而成，略有删改）
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如何避免“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如何保障近7亿农村留守人口的农民就业和增收、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指导下，突破小农困境达成新型农民合作的一个基本命题。
浙江温州早在年就尝试了以“三位一体”方式——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在市县层面发展综合农协的做法，被称为习近平治国“三农”的重大方略，这具有将农民合作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环境结合起来的战略性意义。然而，连温州综合农协改革试验的力倡者陈林也清楚，在农村以弱势留守群体为主、县乡涉农服务部门也各有隶属和利益的情况下，这一设想得到具体落实该有多难！它需要来自全国各地进行探索的实际经验将其丰富化、具体化。
本文结合第一作者在河南省兰考县等地挂职10年从事基层乡村建设试验的经历，结合包括该县南马庄村（习近平曾于年4月1日考察指导过该村农民合作事业）在内的诸多村庄试验为例，谈谈在欠发达的中原传统农区，以村庄为单元“三位一体”的农民综合合作经验。
一、已经到了从村庄层面探索农民综合合作的时候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显然，中国改革开放之始的“分”——家庭承包制，对当时的设计者来言，其实只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其第二步则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统”的制度创新，然而这方面的改革显然是忽略了或者滞后了。广大农村已经形成了“小农”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其特点表现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分散性、细碎化、兼业化，实质是部分地恢复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并且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急功近利、得过且过的小农文化心态。这样的“小农”状态很难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甚至与国家的关系也会存在一定的危机，分散性小农在面临国家各级*府部门的时候，存在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紧张性对接，容易引发种种乡村治理的问题。
就小农所在的基本单元——村庄内部群体特征而言，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出现了逐渐“空洞化”的现象，即以“部队（妇女、老人、儿童为主的群体）”为主的现象。一个村庄，－户人家，0余亩耕地，而中小型农机具会有余台，达到农户总数量的80%左右，每台农机具耕作面积至多10余亩，大都处于过剩状态。一个最普通的村庄，其村民的收入和经济状况也呈分化状态，大农、中农、小农等不同阶层的农民分布其间，其中70－80%的村民是勉强能维持其生计生活的小农，而村庄在外的存款总额也会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在传统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各自为营的大环境下，亟需探索“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现实中得以完善和稳定的好办法——从村庄层面发育适度规模性的综合农民合作，以尝试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村庄整体建设与各涉农部门服务及外部市场长效对接的可能性，这一担当需要借助既有基层组织制度——村两委的优势。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前途而言，现在已经到了夯实村级层面农村基本制度“统合”功能的时候了。
二、“三位一体”的农民综合合作经验——以河南省兰考县为例
我们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不断加大新农村建设投入确实是个好*策。但是，面对新形势下村里青壮劳力大量外出务工赚钱、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在家勉强维持农业生产，规模资本下乡与民争利、村两委结构功能弱化、大多数村庄萧条破败等三农问题日趋复杂的局面，“自上而下”的好*策委实难以生长效。怎么办？以河南省兰考县长达10余年的村庄建设试验为例，以村庄为单元走群众路线把村民组织起来，建设“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将会是一个好方向。
哪“三位一体”？就是综合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多样性乡土社会文化建设、**主导的群众路线这“三位”，服务于作为“一体”的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以村两委为主导力量，从村庄资源实际和群众利益出发，动员村庄能人和积极分子，自觉带动村民做一些草根性的综合经济合作以及相关社会文化建设工作，再加上**主导的群众路线的真正贯彻作用，必会为村庄可持续建设与国家宏观*策的长效对接打好基础，接好茬口，找好抓手。
（一）关于村级综合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
村庄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社区单元。村两委是集“体制优势和自治优势”于一体的、具有完备制度设计和组织农民优势的社区正规组织。欲突破小农困境，把小农合作成相对规模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综合体，均需要村两委主导。这一方面是基于以农村血缘地缘为边界的、内部化的“两级构造”（村集体和农户）、“两权分离”（村集体共有，使用权归农户）的土地产权关系，需要充分利用村两委这一村社自治体，对社区内部各种资源进行整合，使社区内生产要素和社员收入的整合达至最大化；另一方面，在村庄层面搞农民综合合作，也是希望为村两委等村庄正式组织在后农业税时代、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功能转化提供一个契机，为其结构功能改善提供有效抓手。
与城中村或者城郊村以卖地和工商业发展而迅速致富但社会冲突多发状况不同，绝大多数偏远的普通村庄，无论怎样下功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其产业也只能是多样化并存的“猪粮经工”型——在几亩责任田里种些粮食、搞点经济作物、在院子里养几头猪、农闲时打工赚点钱。这是任何合作制度推广实践的现实基础。在村两委的体制性和自治性支持下，以生态农副业多样化经营为基础、以联合购销为流通手段、以资金互助为核心的村级综合性生态农产品合作社，作为农村经济基础的一个组织载体，是新时期完善家庭承包制与集体所有制“统分结合”的有益探索。它具有以组织重构或者创新的方式来解决传统农区村民就业增收和村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大价值。
比如，由村两委主导的三义寨乡南马庄生态农产品合作联社，从年11月种植无公害大米开始，本着"生态、合作、诚信"的理念，按照因地制宜与适度规模的原则，一直在探索包括原生态大米、多种类小杂粮、耦蟹混养、快乐猪等绿色农副业的可持续生产模式，进行多样化农业和循环农业生产的探索。在无公害大米生产合作的基础上，南马庄合作联社又开拓了大米加工、小杂粮加工等业务，也多年来一直把定单信息、科技、种子、农资、包装、品牌、管理等服务业务，以及产品外销等业务进行联合购销的尝试，以合作社组织优势垄断消费权和销售权，为社员增长收入、节约开支。经过了教训多于经验的长年艰苦探索，合作社项目虽有失败有成功，但其组织优势已经深入人心。村庄经济产业多样化链条的完整发展，并对资金互助项目的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南马庄农民生产合作联社资金互助服务部在早期试验教训的基础上于年成立，其成员数达家，较早期翻了6倍，总资金额达万，翻了多倍；它以诚信金融和生态金融为经营宗旨，主要服务于南马庄土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整合利用及其生态农业多样化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二）关于村庄多样性乡土社会文化建设
生态型合作经济有了发展，可以拿出部分剩余，结合村庄留守群体实际状况，以老年人协会和文艺队的形式把多元的乡土社会文化重建起来，与生态型合作经济相辅相成、合和相生；也满足村民文化需求、促进村庄和谐稳定，为生态文明扎根乡村提供社会基础和舆论氛围。
以文艺队为基础的乡村群众性文艺组织，是一种健康的、包容性的大众文化，既没有宗教所具有的排异性，也没有市民文化在乡村的脱根性。从年起至今，兰考县绝大部分村庄，以仪封乡20余个村庄的文艺队发展为例，将焦裕禄书记的话——“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活学活用，以“合作、劳动、诚信和生态”为精神核心，继承和发扬成千上百年历史的*河文化传统，成立了大众秧歌队、健美腰鼓队、*河盘鼓队，豫剧戏曲队，广泛开展了广场舞、少儿舞、健美操、武术、太极拳等多元的喜闻乐见的乡村文体活动。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精华，反映了留守村民对其生命意义、生活过程的阐发，以及生态型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文化需求，也助推了农民经济合作社的发展。比如，5年仪封乡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和年仪封乡农民生产合作联社的13家专业合作社，都是分别在村级文艺队、乡级文艺队建立的基础上成立的。
此外，面对村庄留守老年人愈来愈多的现实，村两委动员和发挥“乡村五老”——老*员、老干部、老教师、老*人和老模范们的群体力量，成立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协会以最低成本和最高热情成为村两委的工作助手，协助村庄社会稳定发展村庄文化或合作社方面，发挥了很多高成本的体制内组织难以具有的社会作用。比如，大李西村老年协会自年成立多年以来，持之以恒地发挥了发掘传统文化、活跃村民文化生活、清洁村庄生态环境、化解村民矛盾等诸多功能。再比如，坝头乡自年起在乡*委*府支持、村两委主导下，在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的项目资助下，每村都成立了老年人协会组织，它们不但在保护乡村公路、维护村庄内部秩序方面有所建树，而且还把村庄文化建设搞的红红火火，该乡连续5年举行了乡级村庄文艺春节大联欢活动。同时，它们也带动了部分村庄生态合作社的大力发展，比如年成立的兰考县坝头乡国仁城乡农产品生态合作社，就是坝头乡栗寨村村两委干部在村庄老年人协会和文艺队都发挥正能量作用的基础上组建的。
（三）关于**主导下的群众路线
在传统农业地区，一盘散沙的小农很难自发地合作起来，根据挂职多年从事乡村建设的经验，我将农民综合合作动员机制总结为“**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这种在地方**主导下，以组织起来的农民为主体力量，从农民合作的实际需求和问题出发，坚持从农民中来，到农民中去，一切为了农民合作，一切依靠农民合作，支持并鼓励社会上尤其是市民的参与性，就是**主导下发动农民综合合作的群众路线。
先是**主导。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鲜活的地方经验，包括涉农部门的多重体系和功能在推动三农问题上的“生产、流通和信用”等方面三位一体化，也包括*府层面倡导的“结合、综合、整合、联合”，均体现了**的各种主导作用。我总结出了**主导的四大作用：一是对农民合作骨干分子进行*策法规、合作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作用；二是*府相关部门对农民合作社的指导和服务作用；三是相关部门的资金扶持作用；四是监督管理作用。其中包括农业局、农技局、扶贫办、供销社、信用社等涉农部门的服务性和结合性作用。比如南马庄村、胡寨村的资金互助服务部成立后，均有效地与县乡信用社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再是农民主体。农民有合作的意愿和需求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多元力量的综合介入，是以自下而上的农民自主合作为基础的。农民合作社的本质是民办、民管、民受益，本质是组织起来的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本质是组织起来的农民们。当他们在外力促发下内力渐长渐成之后，将以自我需要和发展为本，以村庄现实的农业条件和内在发展阶段动力为根据，以与外部各种力量和资源，包括购销、信用和*府涉农部门的合作为条件，走上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之路，即“内引促外联”。
然后是“社会参与”。包括各种涉农企业、市民消费者团体、NGO组织和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多元外力支持和介入。兰考农民合作实践中，如上社会参与力量众多。比如在第一作者长达10年的挂职经历中，有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科学院农业*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策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等大量知识分子的行动参与和学术参与；又如河南兰考郑州商会等市民团体主要成员们，以“爱故乡”的姿态也积极参与了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助合作的试验，他们以“公平贸易”和回报家乡的行动，以文明市民消费者主体的身份，有力地参与到兰考县南马庄综合合作社的“购米包地”、“购猪认养”、“城乡互助生态文化游”，以及以开封市多家生态农产品综合合作社为产品提供方的河南郑州国仁超市的创建中来。
三、村庄综合合作所面临的挑战
村两委主导的综合农民合作，是国家从宏观上突破小农困境从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工程，需要得到理论界和*策界的热切
从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到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三位一体”村庄综合合作为组织制度保障；需要**体制内干部在新时期认真弘扬“焦裕禄精神”，在培育农民综合合作方面认真执行群众路线；并统筹一切“爱故乡”、“怀乡愁”的社会性力量，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
“在地化”趋势VS“失语”
我们先回顾一下苏宁集团孙为民先生的讲话。孙先生在发言中讲到的“五当模式”，即投资在当地、纳税在当地、就业在当地、服务在当地、造福在当地，从而带动本地发展。这是现在社会企业的一个重要趋势。很少有人
公益，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方面、多种多样的利益集团广泛参与而形成的一个社会化过程。现在，很多网上热议的东西，会让人感到似是而非，因此很多人问：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事情不那么复杂，就是中国人按照一直沿用的发展方式，走到了一个不得不被人
这个世界自从殖民化以来（约年左右），已经形成了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用这个话语体系来看，中国的发展是错的，但不能否认的是，现在中国发展的这种层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验过程。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各种各样混乱解释不了，原因在于我们自90年代以来完成了一个对自己传统话语的解构过程，形成了一套比较美国化的话语。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不再拥有用自己话语解释自己的经验过程了，我们“失语”了。知识分子的“失语”，只是一个群体的问题。但如果这个社会失语，则会产生一种混乱：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结构一定是越来越多多样化的。而当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都想表达的时候，我们能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达？
主流话语很难解释，但大家也找不到到底要用什么话语来解释。我曾经说，我觉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孔子，《礼运大同篇》就像最早的《共产*宣言》。但如今，我们很少人能把《礼运大同篇》背下来，并跟《共产*宣言》进行比较。我们自己把自己话语体系毁掉已经一百余年了，而现在开始在某些利益作用下开始的复古，比如祭孔，则有很多商业色彩。要摸索出如何用自己的文化、话语体系解释我们国家这一百多年的发展，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如今，我在努力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并且不太在乎别人如何评价我。所以，我对很多社会热点问题是不回应的，因为只有静下心来，才能踏踏实实去做话语重建工作，数十年之后，才有可能让后人懂得如何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解释能力来解释我们自己的经验过程。而如今，我们不能做到这样的时候，这个世界（特别是在中国）的话语体系是混乱的。我也希望大家原谅，我不是在批评什么，因为这种（失语）已经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年代到“师夷长制以制夷”的时期（都存在）的问题，不是我们现在的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连续下来的问题。
转型：必然的选择
今天要讲的重点，我原来是放在“社会化参与”上，想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性的介绍，因为公益就是一个社会化参与的过程。但我发现，大家需要听的并不是一般的社会化参与，所以作了一些调整，首先要得说清楚人类沿着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无论是我们国家这种模式还是西方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基本上都是人类在进入资本主义历史年来所做的努力。我们且不用意识形态去评判，我们只是说，人们的努力是可贵的，但是，每一个努力既带来收益，也带来代价。我们以往的话语更多
走到这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少的资源，这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破坏程度，几乎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如果以碳排放来看，5年以前，美国是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而5年以后则变成了中国。在这种矛盾面前，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转型。于是，中国从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年提出“和谐社会”，至年提出“绿色增长方式”，年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实际上，在我们进入21世纪，因资源严重短缺、人口膨胀、发展产业资本而造成严重污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提出转型，不是现在。而到年则正式把转型理念定义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这就是现在所说的“21世纪发展不再沿着过去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走不下去了，污染太严重、资源环境破坏太严重。比如北京，一年天里有多天都是雾霾天。现在，整个华北都是大的雾霾区。在这种情况下，不转型为建设生态文明，是不行的。
所以中国要转型，这个转型别人也不理解，因为其他国家的条件比我们好，无论是欧洲、美国，条件都比我们好，日本尽管是人口稠密、资本发展也很快，但它是海洋国家，是岛国，来点海风就把污染吹掉了，而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东部地区几乎没有东西走向的山脉，所以南方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随着气候变暖不断而向上顶推，推到北方、西方就形成了混合污染。疾病，尤其是恶性的癌症越来越严重。
农村*策三段式演化
转型是必然的，要转型必须要有新的投入、新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对旧的生产方式承担起巨大的责任。而这种责任从某程度上来说，就是代价。而我们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完全改成了美国教科书的话语，所以无法解释我们这种转型到底是怎么回事。
转型是一步一步来的。中国农村*策发生了三段式的演化。
第一阶段，是三农问题的提出。我们自90年代以来就认为，不能简单强调农业，因为农业被作为产业，这是很晚的事。什么时候农村被作为产业？中华民族农业文明历史已上万年，农业什么时候被当作产业了？在西方，农业被作为产业，这是殖民化的产物。在中国，农业被作为产业，是年代以后。农业本来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把农业作为产业，这条路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它的所有矛盾已经爆发了。“农业是产业”的这种*策思路，已经走不动了。
所以，乡村振兴是什么战略？是个符合生态文明转型的、替代性的战略，追求的是乡村“百业兴旺”而不是“农业的产业化”。所以，无论是爱德（等社会组织）还是苏宁（等企业），做的不是做简单的农业，而是农业的新业态，即农村多元产业的混合。只做“农业”，是不太可能太有出路的，无论主管部门怎么说，我还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得看，从*策提法上，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产业化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提出不能单纯强调农村产业，应该强调的是“三农问题”，最终，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系列的复杂矛盾，到新世纪之初，“三农问题”被中央接受并作为重中之重；接着又提出“新农村建设”；而到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农业终于走不动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乡村振兴”。
希望大家理解这样的变化过程。我想告诉大家，既然现在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主要矛盾，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因为这是“不平衡”中最主要的部分，而农村中的文化裂化、治理缺失，则是最主要的“不充分”。
世界农业类型形成与划分
世界上的农业，呈“三分天下”之态，这是伴随着殖民化而来的。殖民化是世界上一部分地区太过被偏远化、太贫困了，所以演化成了这部分地区崛起的过程，被叫作“殖民化”。随着殖民化，世界农业产生了三大类。
第一类是殖民地农业，它不承认原住民的财产权利，而承认外来人口成为占有资源的主体。于是就有了由外来人口为主的大农场，比如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的大农场，这些大农场，都是由外来者、殖民者当农场主。当我们很多有识之士到了这些国家，看到这些大农场之后，认为我们国家也应该搞这种大规模产业化，我认为是不对的，除非我们先把我们自己作为原住民“干掉”，直到原住民所占的人口比例低于2%——所有能发展大农场的国家，原住民比例都低于2%。比如美国的原住民就只有52万人左右，而且集中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
这些殖民地的大农场农业根据它的经验形成了“教科书”，而这些“教科书”现在变成了我们的教科书体系中的内容，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怎么能从事我们国家的“农业”？我们现在的*策主流
现在，世界上以原住民为主的大洲，只剩亚洲了。亚洲是原住民占比最高的大陆。亚洲的现代化国家，日本，%原住民，并没有大农场农业。日本的农业，平均规模是两公顷。亚洲的次等现代化国家，韩国，也没有大农场。比较现代化的中国台湾，同样没有大农场。
我们往往不愿意就近看看旁边，非得去看美国，美国不是原住民大陆，也不是原住民国家，中国是典型的原住民国家，亚洲是世界上仅存的原住民最多的大陆。原住民大陆、原住民国家是学不了殖民地国家的，农业方面尤其学不了——这一点，无论各位有多少的批评，我都请大家先冷静下来，做一点比较。我毕竟是在这方面做了几十年研究、做了大量的国别比较的。
第二类，是殖民地宗主国的中小农场农业，典型代表是欧洲。欧洲现在只有小农场，没有竞争力，于是欧洲的农业整体转向绿色主义，随着中产阶级崛起，欧洲出现了城乡融合，市民下乡经营农业。欧洲的小农场中，60%是市民当农场主，而不是农民。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大批的市民去到乡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食品安全，打造一个小小的农场经济——这是典型的绿色主义，这个群体，叫“新农人”。如果我们的*策能够适当地引导这种城乡融合，让市民到乡村跟农民联合创业，那将会打造一个新的业态。这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却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甚至现在，很多私人的投资进入农业，以为自己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农业模式，却也纷纷失败了。我们也不能怪那些老板跑路，他们真的实在干不下去了。所以，这是国情决定的。
大家请记住：世界农业三大类——大农场模式只能在殖民地，连殖民地宗主国都搞不成。原住民国家和地区（日韩台除外）无论多现代也只有“小农业”，而且以农户经营为主的。
总结来说，就是：农业的类型差异很大，互相之间不能照搬。在别的方面，我们可以相信“普世价值”，在农业方面，千万别相信。
乡村建设：不可照抄外来经验
为什么东亚都能够进入工业化？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门槛面前都摔倒了，而东亚国却进去了——进入工业化的东亚国家或地区，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圈，都是受到典型的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等。这些进入工业化的东亚国家或地区，不管实行什么*治制度，历史上都反复实现过“耕者有其田”，用更正式的词语来表述则是“均田免赋”。年和年，我们国家都实现了“均田”；年，我们正式开始“免赋”（取消农业税）。我们重复了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过的历程。只要是实现了均田的国家，都进入了工业化——实行“均田免赋”是进入工业化的门槛。拥有大量资源的拉美，为什么进入不了工业化？因为这些地方没有经历均田免税的历史过程。
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是恐怖主义的冲突。但恐怖主义能靠反恐解决吗？恐怖主义发生，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贫富两极分化，而贫富两极分化在金融资本时代，只可能越来越大，而根本不可能缩小。
我经常被西方大的投资机构请去做“知识更新”，帮他们提升知识层次，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中国在发生什么。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就知道了，在金融资本领域中，“收入”从一开始就是高的，为什么？是因为金融资本市场是追求流动性的，是挣快钱的。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拉大？农业完全没有流动性，一年流动一次，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一个投资进去，一年滚动一次，怎么可能有收益呢？“脱实向虚”是资本经济的客观规律，不能人为挡住。只要发展金融资本经济，就一定会出现收入差别的迅速拉大。对中国而言，我们还有另外一套制度——*组制。大的金融机构都有*组，都由*来管理。这是我们现在的客观国情。
世界上按照一般的发达国家的制度体系来建立本国制度的，几乎都不可能缓解本国的问题。现在主要问题，是全球都发生三大资本过剩，即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过剩和金融资本过剩。它们导致的成本代价，向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转嫁——所以公益领域的工作目标，是扶助弱势群体，缓解资源环境带来的破坏。但社会必须理解：这些也不是单靠我们的努力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最终还是要面对三大资本过剩所导致的全球危局。如果我们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危局，那我们所作的努力也只能算微乎其微。
乡村振兴：社会化推动双稳态结构
社会化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既然我们认识到城乡不平衡是最大的平衡，农村中的文化、治理等方面的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那我们就得看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上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产生于中国工业化。我们既然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制造业崛起过程是产业资本崛起，带来的是严重污染和社会矛盾拉大等问题。如果进一步搞城市化，污染只会更严重。于是中国早在5年制定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向农村投资了。这对所有到农村振兴产业的人来说，都意味着官方替我们垫付了机会成本。如果这些人现在选择的投资领域是合适的，将会获得持久的机会收益。而按照原来农业发展方式走规模化道路，已经造成多种的问题，包括严重的污染、食品不安全和各种各样社会冲突等。
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在各地开展了一些乡村建设的工作。我们不搞集中的办公室，也没有专门人的投资，我们称为“社会化广泛参与大平台”。这些做法，其实是把世界通行的做法做了中国化改造。其中比较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我们从年开始实践的六位一体零排放立体循环生态农业试点。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新农村中发起的草根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农业本身就是文化，“十里不同风”，我们各种各样的乡土社会文化是农业社会存在的基因，只有把文化发展起来，我们农业社会才能够长期生存。
我们强调：生态农业只能靠社会化，靠资本化是实现不了生态农业的。社会参与是形成保障的体系，大家都重视安全食品安全，但食品安全不可能靠发标签，也不可能靠企业制定标准，最好的办法是社会参与，只要有市民参与，农业一定是安全的，我们推进的是社会参与式的食品安全体系，推进的是城市市民和农民联合组织，最终实现的是让农业回归文化本质的社会生态农业。
这样的实践对国家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是有助于国家的双稳态结构，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
首先看社会结构。刚才说到“均田免赋”，是因为历史上只要有了“均田”的朝代，都会有至少年左右的朝代稳定周期，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这样重大的成绩，重要原因是在于让农民有了自己地资产。年和年两次分地，是中国产生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小有产阶层”。我们的农民，是“小有产者”。这些年我们存在的贫困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把教育、医疗领域推进市场，变成高收费。一旦农民让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就有可能变成贫困户；家里老人生病了，就变成贫困户——因为这些领域收费太高。所以我们客观地看，会发现贫困不是农业造成的，贫困是外部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的高收费造成的。所以，如果在反贫困过程中，不对这些（高收费的）领域下功夫，而纯粹走到乡村去对贫困户做工作，那恐怕是找错对象了。所以，要维护中国小有产者的财产，让社会更稳定。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大家都应以中国已经崛起、并且规模是世界第一大的中产阶级为目标。中产阶级的消费是引领性的，在欧洲，它变成绿色主义消费潮流；而在中国，它正在转型，引领着旅行等领域的新风尚。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的改变，源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在这个社会上，最不稳定的、最缺乏舆论导向的就是中产阶级。同时，中产阶级文化程度较高，表达能力空前地强，所以社会舆论容易出现失序，这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社会底层和中层，都容易处在变动之中，相对稳定的是大资本，而在我们国家则是具有*治化意义的大资本，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再看经济结构。如今的中国处在一个“建设性的负债过程”，本来不必按照西方的金融资本制度来建设本国的金融资本制度。但麻烦的是，这要从“教科书”改起，因为现在整个体系都不是用来解释中国情况的制度体系。所以我们今天跟美国发生如此强烈的对撞，却难以解释自己的困境，这时候，人民的冲突就真的发生了。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一过程，同时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尤其是公益事业的从业者。当客观世界的“乱”不能左右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一些地方是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把乡村建设做好，这样，当发生一些不可预见的“乱”时，我们的乡土社会还是稳定的。
摘要：“三农”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它因工业化而产生，也必然因“去工业化”而化解。过去多年我国被迫追求工业化，走上西方主导的工业文明道路，“三农”问题因而产生；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则标志着“三农”问题已然进入化解之道。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过去一百年西方中心的发展主义幻象中解放出来，致力于21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三农问题，乡村振兴，生态文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精准扶贫战略视角下的乡村建设研究”（课题编号：K31SCE03A）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温铁*（-），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从事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邱建生，通讯作者（-），男，福建人，讲师，从事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研究；车海生（-），男，河北人，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意味着对以往20年加快城市化战略做出了方向性调整。去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继而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策体系基本形成；到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讲到“逆城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问题。这标志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积累形成的“三农”问题有了得到实质性化解的线路图。
笔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三农”问题这一概念的时候，就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因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不仅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进行原始积累的时候，要大量集中使用农村劳动力于国家基本建设，要通过剪刀差从“三农”提取积累，就是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之后，同样如此——市场经济配置要素的结果就是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长期净流出。并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越快，净流出就越多，“三农”问题就越严重。现在*中央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不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这一国家*策导向的改变必然带来“三农”问题的改变。
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非常复杂，被动地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多年那样按照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走下去，必须转向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笔者认为，十九大标志着国家在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根本的历史性转变。要深刻理解这个转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梳理过去多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现在处在什么历史方位，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对改革最好的纪念。
一、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演进
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演进历程。“三农”问题的演进跟我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策的演变过程高度相关，若按宏观经济波动背景可从时间上将这个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年、—年、—年、—今。（这个阶段划分跟领导人的任期也基本一致——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执*后。）
1、年到年
在改革之前遭遇的三次财*危机中，国家通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方式由农村承载危机期间不能就业的城市劳动力。年爆发的被称为“洋跃进”引进外资所导致的危机，因与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改革同期，很难再沿用农村集体化来使农村承载城里人失业，遂必须在财*、外贸等城市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年18个经济特区和3个沿海经济开发区的设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来源，但也如毛泽东时代引进外资一样带来了巨大的外汇支付压力。于是城市产业集团推动中央在年出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旨在增加出口创汇偿付外债。但年爆发恶性通胀，和年生产停滞；农民从农产品获取收入显著降低。这以后，在这一体现城乡制度差别的*策调整影响下，乡镇企业很快结束了年代的高增长态势，进入到年代的转型与分化阶段——沿海地区相当多乡镇企业通过与地方外贸部门合营、与外商投资企业合营等方式转为外向型发展，逐渐成为国家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内地乡镇企业则陷入低迷。我国年代中期以来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量的“*金经济增长”也由此告一段落，“三农”处境开始变得每况愈下，农村以不同于集体化时期的另一种方式承担了危机的代价。
2、年到年
滞涨危机与“八九风波”后，我国经济发展有两年萧条。年，国家开放了土地、期货、股票三大资本市场，引发改革以来的第二轮圈地运动和土地开发热。—94年，出现了比—年经济过热阶段更严重的财*、金融和外汇三种赤字危机。在外汇赤字压力下，年1月1日以“外汇并轨”为名，中国对美元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国内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能源、资源、环境、劳动力等各种要素在国际市场上自动降价，也就相当于在资本全球化流动的条件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要素低谷，使原本因年*治风波而受到西方制裁、在国际市场上尚不具备所谓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陡然间多出了巨大的成本优势，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外贸格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这种竞争优势是以大量使用廉价农民工拒不支付社保为代价的，优质劳动力长期流出使“三农”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年与“外汇并轨”同时推出的还有“分税制改革”，地方税收占比下降代价也是向乡村转嫁。原来中央财*占比只有27%，地方财*占比73%。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和地方财*平分，地方*府减少了23%的收入，只能从农村提取。于是，在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农村中的税费负担空前加重。导致农村社会不稳，开始发生群体性事件。
虽然年国家就制定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策，但是年以前，我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经济对外依存度还不高，对外开放主要服务于国内产业资本扩张需求，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之间的替代性非常强，或者“大进小出”，或者“大出小进”。而年以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的增减则几乎完全同步。尤其自年外资增加使中国经济走出上一轮低迷之后，到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转向两头在外加工贸易为主，越来越呈现“大进大出”的“双高”态势。这种以外向型为主经济局面的产生与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这一轮产业转移，仍然是发达国家研发部门留在本国、生产部门靠近市场的战略调整，与后发国家以市场换资本、换技术来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的双向选择过程。本质是年以来伴随全球新一轮泡沫化加速、实体经济部门因要素成本攀升而谋求产业价值链的全球重新布局的结果。期间，我国沿海“外向型”经济内涵遂逐渐发生转变: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利润主要是在地化产业内部分配的一般贸易，转向了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于是，“微笑曲线”压抑国内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的机制性作用在国内逐渐普遍化[ii]，即人们说的“血汗工厂”林立。
加之，从年起，城市工商资本出现过剩，要求进入农业，*府适时配套*策叫做“农业产业化”，产业化的内涵是资本下乡。资本下乡的结果很快就造成农业过剩和大面积农业面源污染，而地方*府却要调结构、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向农业产业化进*，结果是产业化企业与农民都亏损严重。成千上万农村人因此背井离乡，留下老弱妇孺被地痞村霸欺侮，乡村的社会稳定受到严重破坏。
从年“三农”处境开始恶化，到年“三农”问题初露端倪，再到90年代末00年代初，“三农”问题变得严重，到处发生农村群体性治安事件，规模之大烈度之强，前所未有。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的演进跟我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策的演变过程高度相关，“三农”衰败是宏观问题派生的。
3、年到年
鉴于“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在年先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始调整*策，年延伸为全国的重中之重；并于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国家投入向三农倾斜。但是，从年到年主要是中央在向“三农”投资，地方上的重中之重还是工业化、城市化。
据测算，年到年，中央财*“三农”投入累计超过6万亿元。因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民与基层*府的矛盾冲突趋于缓和。也因此，年以后，我国经济在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之际仍能从容应对。这次中国危机应对中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措施的“超前性”——温家宝总理于年夏季在提醒各地各部门防止经济过热、占用耕地过多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的意见。-05年中央*府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开始增加投资于“中部崛起”和“新农村建设”。亦即，在年遭遇西方金融危机造成外需下降的时候，中国早在3年前就已经成规模地加大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国债投资了。但是，依靠投资拉动也有弊端，这是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三农”问题虽有缓解但不是治本之策。
4、年到年
年新一届*府提出“新常态”，主动进行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年提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年配合国家战略调整提出生态文明综合改革，并且通过精准扶贫执行贫富差别再平衡战略，承诺年消除贫困；年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到年十九大终于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讲五级*委书记抓乡村振兴。
这些方向性调整根本改善了“三农”处境。同时，在全球危机挑战下，中国遭遇第二轮生产过剩暴露出三大资本都过剩的困局，也借此，农业与农村经济才能挣脱此前半个世纪仅被作为产业资本阶段的一种经济产业的旧体制约束，可能得益于中产阶级“市民下乡”带动的城乡融合。“三农”发展客观上已经成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主要载体。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的演进，国家从年到年，20年里逐渐转向城市、转向全球化，造成“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群体事件大量增加。21世纪初从江泽民开始调整，胡锦涛年接任后提出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工作重中之重，但是“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形成，大多数地方和部门一时调整不过来。例如，中央针对年农业、农村形势严峻在年实施的宏观调控*策，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干部大部分不认同。5年接着提出新农村建设，只能由中央直接投资三农，到年累计有6万亿，但是不能解决部门和地方利益结构矛盾的问题。“三农”问题仍未能根本好转。直至年*中央换届，年后，全球遭遇资本过剩，而且中国的三大资本数量上也已经世界第一的时候，面对过去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严重弊端，我们已经不能再因循旧轨。中央遂加大反腐力度，提出“四个意识”，强化中央权威，经过5年努力，到年十九大，*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必须以生态文明作为方向来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三农”处境终于开始有了根本好转的条件。
二、“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的百年张力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的乡村振兴战略，虽然是在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演进历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一战略的历史转折意义只在改革开放的脉络中无法完全理解，还必须从“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的百年张力及其转化中去寻找。
工业化、城市化是西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西方文明内生的一种东西。中国在年鸦片战争后被迫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因为没有*事工业，没有枪炮、原子弹、航母，我们就要挨打。但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具有生态文明内涵的农耕文明，由我国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多样性,在经济、*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拥有多样性的生存方式,包括社会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天然的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如果按照中国文明自身的历史变迁轨迹，不会有那么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概括为四次工业化：满清的“洋务运动”及随后的民族工商业发展；民国的20—30年代的“*金经建十年”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革开放时期地方*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后发工业化人口大国，在险恶的周边地缘*治环境压迫下，主要通过*府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加上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是苦自己不害别人[iii]（西方工业化是为了对外殖民，掠夺的物资反过来促进自我工业化，所谓以战养战；中国工业化是为了自我保护，只能从“三农”提取剩余，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自我斗争过程），就形成了严重的农村问题。所以梁漱溟先生说，“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亦无非是破坏乡村。”甚至“自毁甚于他毁”[iv]。故此，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发展一直存在着“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或者“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百年张力和矛盾——中华民族骨子里是想追求生态文明的，但是现实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工业化。一旦外部压力减弱，条件成熟，我们就要重新回到以乡村为根本的生态文明道路上。
现在来看，这个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矛盾斗争过程，借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阶段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年到年前两次工业化时期的战略退却；年到年后两次工业化时期的战略相持；年以后建设生态文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期的战略反攻，可能要到年完成。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战略反攻的开始——中国逐渐改出过去迫于西方压力不得不采取的工业城市优先发展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走上符合中国文明特性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并慢慢影响西方。年开始全世界共同走生态文明道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1、年到年的战略退却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周边地缘*治环境长期高度紧张的条件下，清朝末年籍湘、淮两*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势力搞了第一次工业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沉没和辛亥革命的发生，满清*府主导的第一次工业化运动随着自身的覆灭失败了。满清在安定了两百多年、*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于是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民国的*金增长期，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百年工业化大目标，也要面对内对外两大矛盾。对内是因为地主从原来的村内地主变成在外的工商业地主，于是地主把原来的下打租改成上打租，而且把实物租改成现金租，立刻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导致过去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小农被现代经济击垮，于是乎出现了小农破产、乡村衰败。这是对内造成的代价。对外，-33年西方大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是白银币制，海外白银价格抬升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国民**府被迫放弃白银改为纸币，现代货币体制建立。但是日本侵华随之而来，年废弃白银改行纸币的时候，日本占领东北，东亚转向战时经济，改用纸币第一年（年）还没有改变通货紧缩，年日本全面侵华，*府必须用有限的贵金属跟美国交换*火，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快速转化成通货膨胀。民国从年起遭遇通胀，一直持续到年。年通胀恶化无法维持，于是借来美金追求进一步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仍然无法维持。一年后，民国*府轰然倒塌。第二次工业化失败。民国*府垮台的原因是什么？本质上是因追求西式现代化而形成的巨大成本无处转嫁。
清末和民国两次工业化是战略退却阶段。晚清以降列强入侵，五年必犯边，十年必大战。清民两朝不论革命与否、国体如何，均不得不割地赔款，开门揖盗。面对西方压力不得不推进工业化，但是因为晚清、北洋*阀、国民*官僚脱离群众、高高在上，霸占着土地等社会资源，社会上下不能团结，*阀混战、民乱蜂起，自身工业化成本没有办法向农村转嫁则工业化不能完成，于是也无力抵御列强以侵略的方式向中国转嫁成本。
2、年到年的战略相持
国共斗争中共产*是怎么胜利的呢？依靠农民土地革命人均平分土地这种“去现代化”的均田免赋的传统方式。就是说，年土地改革使88%的农民人口跟城市现代化没有关系了，共产*接手*府只需解决不到12%的城里人的吃饭问题。同时，因为共产*给农民分地，农民不仅推着小车支援解放*打仗，而且折实征收的农产品实物就是建立国家财*金融的物资基础。客观地说，年我们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了民国的现代化通胀危机。
而后，新中国利用长期战争对执**和人民的教训以及战争中形成的*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动员机制和组织，用30年时间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治制度下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三次工业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干部不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工业化的成本干群一起承担，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苦难干群一起承受。形成了干部不忘初心、群众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建设国家的局面。
然而，是工业化就会有成本，我国前30年工业化还以“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重工业为主，没有增加多少城市就业，所以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反倒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一旦成本累积形成危机，就要“上山下乡”，把城市失业人口转移到农村去。同时，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是为了方便城市工业从农村农业提取剩余，到了“文革”晚期外债和赤字问题恶化，农民的积极性不那么高了，于是危机爆发在城市。
改革开放搞的包产到户，形式上跟建国初土地改革一样，是又一次按人口平均分地。只不过上一次叫土地改革，这一次叫家庭承包，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质是“均分制+定额租”。年农民占总人口88%，年农民占85%。包产到户让农民回家种地，*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所以，如果看建国初期和改革初期的历史经验，其实有很大可比性，也是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现代化危机。
年代改革以后，我国工业化发生了从一个中央*府演变为约7万个地方*府都进行地方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戏剧性变化，伴随着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形成30年的高增长。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伴生严重“三农”问题和环境污染，中央逐渐强调可持续发展，但这与地方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于是有“*令不出中南海”之说。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导致外需大幅度下降，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我国又遭遇了一次类似建国初和改革初的城市危机。
这次危机我们怎么解决的？中国以前出口退税13%，意味着中国*府拿财*补贴给海外消费者13%。现在中央把13%的出口退税转而补贴农民，只要是农村户口就享受13%的价格折扣。于是农民积极购买，结果是农村百户彩电拥有率达到台。依靠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化解了出口不畅的危机。还是依靠向不那么现代化的农村转嫁城市现代化的危机。
经过研究，从年到年，我国已经发生过八次经济危机[v]：—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发生的危机；—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所体现的危机；—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外向型转化；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危机；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危机。中国是如何从众多危机中幸免于难、实现危机软着陆的呢？历史经验表明，只要能够向“三农”直接转嫁代价，城市资本危机就会“软着陆”；反之，凡是不能向“三农”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的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中国多次“转危为机”，在于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向农村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承担了工业文明的代价。
总之，去意识形态化地看近代史，我国清末以来先后有四次*府主导的工业化，前两次是“洋务运动”和民国*府20世纪20—40年代的工业化，都曾经由于官僚资本提取过量小农剩余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乃至爆发革命。后两次是：50—70年代的中央*府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为名的国家工业化，相对成功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追求高增长目标下，地方*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既促进了经济增长，提升了综合国力，又造成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
在鸦片战争以来的多年里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里，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就是*事国防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同时也积累了很大问题，就是三农衰败和环境污染。继续靠工业化城市化拉动增长，结果只能是不断恶化污染。如果不能实现农业农村优先的生态文明，我们这一代人还能活下去，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之前多年中国人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产生并且延续下来的问题，命中注定要由21世纪新一代中国人在在资源环境更加恶化的国内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转向生态文明，也可以转向生态文明了。
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退却阶段，是国家以及农村的被侵略、被践踏，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历史逻辑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相持阶段，是国家被打压——虽然承接了西方的成本转嫁，毕竟保持了总体上的独立自主，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和维持——农村虽然承接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转嫁造成“三农”问题，但毕竟保持了总体稳定。历史逻辑还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
但，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反攻阶段，会反转之前多年的历史逻辑：不再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而是我们的乡村振兴助力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促使西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据此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远历史转折意义就在这百年历史逻辑的反转里面。
三、在新时代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
今天，我们不能再像过去多年那样维持融入西方现代化的梦想，所以中央提出生态文明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是中国在21世纪的重大战略调整，东亚模式与西方模式从古至今都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一味模仿西方，这就是新时代。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们的头脑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过去我们处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退却、相持阶段，有一些对于西式现代化的错误认识可以理解，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要科学要民主，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评法批儒，改革开放时期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普世价值等。现在，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进入了新时代，以前那些错误认识就不应该再有了。
所以，有必要反省20世纪中国追求西式现代化的思想历程。
中国作为世界上惟一保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自己应该明白到底要什么。然而，过去年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我们有些迷失方向了。中国追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一直伴随着痛苦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思想革命，并且把对自身传统的反思导向了对西方的肯定。
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那是积弱不振的中国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危机之下，知识分子发出的呐喊。认为儒家文化制约发展，必须与儒学彻底决裂，追求西方的科学、民主，胡适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今天再看这个提法是幼稚的，因为，一方面，孔子的主张在他身后两千多年里一直是未完成的状态，历代统治者只是打着孔子的旗号愚弄百姓，就像鲁哀公当年对待孔子的方式，“生不能用，死而诔之”，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革命和改革恰是真正推行孔子的主张——给失去“仁”的形式化的礼乐重新注入道德含义；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我们的“全盘西化”其实只能是“邯郸学步”。
无独有偶，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在国家初步工业化进展困难、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候，一方面提出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另一方面又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似乎贯彻了不破不立的辩证思想：在打倒延续传统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以群体为基因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全面继承了产生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对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孔”运动人们有更多的解释，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这两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目标趋同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都为中国全面认同西方符号体系，或者服从西方的话语霸权奠定了基础[vi]。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快倒向了美国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
百年近代史上最大的荒唐，在于中国主流舆论先后赋予来自西方的两派不同的理论体系以绝对正确的地位，连同其派生的相关话语体系，都成为内在具有*治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vii]。长时间里，中国人不仅失去了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给定的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能力，而且任何斗胆挑战者都遭遇卫道士们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限制而不得不蜕化为“犬儒”。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不带任何批评地全部继承了西方思想和规则。但客观上看，我们过去确实没有机会、没有条件认真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
20世纪的遗产里面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殖民化的产物，例如工业化、城市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普世价值等，另一部分是从我国五千年传统里面传承下来的以被压抑的方式存在着的由内而外的自主创新的产物，例如农耕文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平均分配使用权、集体英雄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攻阶段，我们必须好好清理20世纪的思想遗产，改变过去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状态，建立思想理论上的自主性。
自主性的获得不只是靠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在思想理论上弄清楚，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在这个基础上明确我们到底要什么。
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受西学影响逐渐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直就有一个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问题。我和我的团队研究三农问题、从事乡村建设多年，有一些理论创新供思想学术界的朋友参考。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viii]。
一是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据此，人类文明在各个大陆演化的客观进程，至少在殖民化滥觞全球之前应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产业资本时代西方经典理论家提出的生产方式升级理论而展开的，那只不过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全球同质化扩张。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观。
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不同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决定了近代全球化之前人类文明及制度的内生性与多元性，也决定了近代史上不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东西方差异）途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系结构，并构成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也成为我们开展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是成本递次转嫁论：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断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益，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和向金融资本跃升，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底层民众则因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在人类无节制的贪欲面前，最终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生态环境，致有人类社会迫在眉睫的不可持续之忧。
四是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理论：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与宗主国谈判形成主权，这可以看作一个“交易”。任何类型的交易都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因转嫁交易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承载而为外部性问题，任何信息单方垄断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时对交易另一方做成本转嫁，由此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地位。但，越是一次性博弈则风险爆发造成谈判双方双输的可能性越大，发达国家在巧取豪夺巨大收益的同时，其风险也在同步深化和加剧。
五是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在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但*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异化物！遂有过去*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负外向性问题，成为中国通往可持续的严重障碍；才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期通过乡村振兴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我*的思想路线。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过去多年西式现代化的发展主义幻象中解放出来。以上我们构建的这个理论框架，就是对西式现代化的解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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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邱建生.互助型社会[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8]温铁*.“国仁文丛”总序.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温铁*教授年10月29日在密云县北庄镇学习五中全会精神的辅导报告）
五中全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创新，第二个关键词是协调，第三个关键词是绿色，最后一个是共享，这四个词对中国现状是有内在逻辑的；中间还有一个是开放。开放也要包括开放思维。那么，这次五中全会特别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要强调共享共富。
结合起来看，农村地区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需知：从农业1.0时代到4.0时代，发展的机遇是不同的。
我们先说绿色和共享。
各位身处密云县山区北庄镇镇上，对你们来说，什么农业才是新的发展机会?要我说，农业3.0、农业4.0对你们才是机会，农业的1.0和2.0则没你的机会。
什么叫农业1.0?
西方人搞殖民化，占领了几块大陆——北美大陆、南美大陆、澳洲大陆，以及部分非洲大陆，西方人用西方的农业生产模式在这几个大陆(也就是通过殖民占领的大陆)推行大种植园和大农场。所以，农业1.0是殖民化的结果，发展出来的就是大规模的农场。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生产原材料，所以，可以叫做农业一产化的规模经济，以推行大农场为主。中国很多学农的人在教科书上学到的都是要推行规模经济，集约化大生产。错了，那个模式只能在殖民地条件下才有。
比如大家学美国农业，你们知道不知道美国的原住民占美国现在3亿多人口的百分之多少?恐怕没人知道，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刻意忽略了这些重要的数据。美国的原住民现在只剩下2%。在哪儿呢?在亚利桑那沙漠地带的保留区里。原住民没有权益，所以美国的大农场全部是由外来的白人当农场主，所以他叫farmer。你们是什么?你们跟我一样都叫做亚洲原住民，我们原住民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多少?%。你想学美国吗?先把原住民减到2%，就搞得了美国的大农场。这个道理很简单。可能你们现在还未必能马上转过弯来，我们是原住民，我们没有被外来殖民者消灭到只剩下2%。
在亚洲的原住民大陆上，找不到大农场国家。
印度也是原住民，小农，有点地主而已。
日本是单一大和民族的原住民，日本到现在为止高度现代化、高度工业化、高度城市化，但日本还是小农经济，平均小农规模2公顷到3公顷，就是“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当然，日本犁地不是用牛，是拖拉机，但日本还是小农经济。
韩国，包括中国台湾，都比我们现在的现代化程度高，请问他们有大农业吗?
越南有大农业吗?
凡是原住民国家，几乎都找不到我们脑子里想的那个农业1.0版的大农业。
实际上，大农场只在殖民地条件下才有。
这个道理本来是常识。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学殖民化的大农场，好了，我告诉你亚洲只有一个岛屿国家有大农场，就是被西方人殖民化长达年的菲律宾。但是如果你到菲律宾去考察，你会发现菲律宾的大农场没有哪个农场主是菲律宾的原住民，基本上都是外来人口，是西方人。为什么?因为殖民地实行的是什么制度?殖民地的总督是由欧洲派来的，他只向外来殖民者发土地证，原住民不被承认为人类。
所以，别指望着在中国这种原住民国家推行农业1.0版的大规模集约化农业，做不到。
所以，农业1.0对密云县要我说就彻底别想，要放弃那个想象。无论谁来，给你们讲说我要弄多少地，我要搞什么大规模的建设，千万别信这套，搞不得;搞了，一定是矛盾重重。
那么农业2.0是什么?我们地处山区，2.0版的农业跟我们有关吗?
可能有关，但是对不起，这个机遇也不是我们的。
2.0版农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叫做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中国现在则是农业产业化，要在规模化和集约经营的基础上，拉长产业链，形成农业的收益。我看，二产化的农业应该叫农业2.0。这不仅在大多数国家都属于亏损的；并且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在日本，二产化农业因严重污染，造成对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因而正处在退出阶段。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很大部分的内容是指农业二产化，拉长产业链，可能产生一些收益，但即使在美国，这个收益能留在农民手里的一般不到10%。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中农民得到的收益恐怕8%都达不到。
所以，二产化农业对我们来说，也仍然值得掂量掂量，特别是在山区。
那我们现在的条件适合什么?
作为山区的地方*府，无论是镇一级的官员，还是村一级的干部，我们要考虑的恰恰是三产化，就是农业3.0；和进一步的农业4.0。
农业3.0是什么呢?其实无外乎就是把农业和第三产业结合。
第三产业包括什么?首先是景观。不要轻易地破坏我们的山区景观，要保持山清水秀，就有了发展景观农业的条件。
说到这儿，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是满世界跑做农业调查的人。有一次，我在意大利，住在一个小农场里，农场有夫妇两人。头一天，刚一见面就看这个男主人在那儿唠叨。因为男主人说的是意大利语，女主人能讲英语，我就问女主人，怎么回事?她就给我解释，说他们家有半公顷的葡萄老了，她想把葡萄砍了种樱桃，说你们中国人喜欢吃樱桃，我们将来说不定能给你们出口，说另外你们喜欢樱桃木地板，我这樱桃果卖不了多少钱，但我这树长大了还能给你们卖樱桃木。当然，这也是半开玩笑说的。女主人想调整结构，就像我们现在提倡的，得调整结构，得集约化，得成片种植，但是他们却被意大利地方*府的法律禁止。为什么?*府说你们就得插着花种，种点小麦，种点牧草，种点葡萄，种点橄榄，种点花，种点果，为啥呢?这叫做景观农业。地方*府说，得从大局出发，那些城里人来了他不得看我这儿四季有景啊?只有插花种植，才能四季都有景观，如果你改成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我这只有一季的景，另外三季游客不来了，我就没收入。
所以，什么叫做景观农业?农业3.0首先就是山区景观不要破坏。
假如你们把路两边的多元化的树木植被全砍了搞成统一绿化，如果再统一规划乡村建筑都变成了现代化农宅，一排房子全一个样，走进一个镇，哪个村都一个样，城里人还来吗?没景观了。
所以，景观农业一定要和各地自然资源条件高度结合。这就意味着你把自然资源变成了景观农业资产。自然资源多大啊。大家一定想清楚，不要被那些外来资本把我们的景观破坏，尤其不要想着还可以搞农业2.0，或者农业1.0，不对。你们现在的条件最合适的应该是农业3.0，而农业3.0的第一条，就是自然资源条件跟景观农业密切结合。
浙江有一个县叫安吉县，安吉县的县委书记很聪明，他说我是山区，GDP肯定不能跟人家比，那还能比什么?比资源环境，比景观条件。就要求到这儿来修路，不能修直，他这个*策跟意大利是一样的，你只有让车绕着弯开，山区啊，你别把路裁弯取直，就不搞那种大宽马路，你才能让这些开车的人走到那些景观比较好的地方。给他留一个小停车场让他照相，他在这儿滞留的时间越长，他就得在这儿吃饭，对不对?如果在这儿吃饭就变成农家乐了，如果在这儿住宿呢，那你就要有住宿费了，那就可以实现成倍地增加消费的愿望。如果我们搞工业化，那你就要把道路裁弯取直，让他一下过去，还会有消费吗?
这次五中全会讲消费拉动，我们怎么才能增加消费呢?山区农村自己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得靠外来的人消费。人家来消费我们的景观。如果景观被破坏了，资源被破坏了，就没有外来人口到这来消费的可能。
所以提醒各位村官，各位镇官，切不可为了追求招商引资让他们把我们的最美的景观占有了，那我们就完了，根本没法共享了，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接着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有人气。
为什么要有人气呢?因为景观好了，下一步就是休闲旅游农业潜力是非常大的。一直以来，都有意大利的农业旅游协会跟我们联系，说在中国能不能找到农业休闲旅游的点，我们组织欧洲游客来，因为欧洲游客已经把欧洲的休闲旅游农业消费够了，他们非常想到亚洲来，特别是到中国来看看有没有对接欧洲休闲旅游的点。这需要什么?需要我们保留乡土文化。人家来了以后，如果没有乡土的建筑艺术，没有你们的传统文化，人怎么能待得住呢?人家来就是要找密云山区有什么特点，你的乡土社会文化，为啥平原地区庙门一律朝南，而山区这个庙朝北?你总得有点能跟人家讲的故事，得有题材。啥叫休闲旅游农业?你现在拿什么去把城里人给吸引来?没人气，就没消费，我们是不可能靠北庄镇自己这点人口来增加消费拉动增长的，那个梦是做不得的。
你们怎么能把城里人吸引来呢?有多种方式。
密云县有一个镇，有一批城里边来的学生在那儿办了一个书院，来的人络绎不绝，就聚集了人气。这地方就有题材，有题材就有知名度，有知名度有什么呢?广告嘛，宣传嘛，不用你去打广告。所以，如果城里的那些学生、那些下乡支农的人愿意在我们这儿搞点什么社区建设、妇女建设、老年建设等，所有这些事儿千万别当坏事，只要来了就好，就怕不来，想尽办法吸引他们来，以各种名义吸引他们来，来了就都是题材，有题材就有休闲旅游农业，甚至进而发展到养生农业。到了养生农业阶段，山水就值钱了，为啥呢?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个例子。
江苏南京附近有个高淳县，高淳县拿了一个“慢城”题材。
大家听说过慢城吗?世界上有一个慢城协会，也是意大利人搞的，意大利人搞了慢食协会，搞了慢城协会，还得搞慢生活。工业化时代讲究“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三产化时代、生态文明时代，我们讲绿色、可持续。于是，慢城就是个概念，慢生活也是个概念，慢食还是个概念。
那，城里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他消费你的什么?
当你变成养生农业的时候，他来了要吃你的有机产品，洗胃;喝你的山泉清水，洗血;呼吸你山间的空气，洗肺;在山区养生，洗心。请问洗血多少钱?洗心多少钱?能算账吗?
如果我们改成三产化，又是以休闲旅游，甚至养生农业作为未来发展绿色经济的主题，假如真的敢于告别二产化农业，根本不去想那个一产化农业，直接进入三产化，我说北庄镇就比其他的平原地区有更好的条件。
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何才能够创新?这就是创新。立足现有资源创新。
这时候*府就要发挥作用，要协调，要改变大家的认识，不能按照一产化农业——农业1.0的思维。农业2.0与你无关，3.0与你高度相关，但如果没创新，没协调，没共享，也没对城里人开放，这个绿色经济就难以发展。
怎么才能让城里人下乡?打个比方，有名人来就是题材。在墨西哥的一个原来的矿业城市，因为矿采完了，矿区废弃了，这城就衰败了。那么，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把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研讨会请来了，在这儿开了一个塞万提斯作品《堂吉诃德》小说的研讨会。从这儿以后，这个矿业资源枯竭城市对外宣传的题材就是《堂吉诃德》。不论塞万提斯还是《堂吉诃德》，跟它有半毛钱关系吗?没有。但这个城市所有的纪念品、旅游冰箱贴什么的，都是堂吉诃德。其实都是想尽办法改三产。吸引大家来到这儿来看旧矿井。
我们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和山区环境条件，不把绿色作为创新的指导思想，不把协调作为工作的主轴，那是我们失职。所以，结合五中全会的关键词，看看我们现在情况，下一步要瞄准绿色，狠抓创新，以协调为手段，实现共享。
那我们的开放对什么呢?主要是对北京市民的开放。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几个重要的事情，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首先，农业一产化造成大规模立体污染，在经济上有客观必然性。那我们再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搞农业二产化，就意味着更严重的污染，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那样三产化农业就没法搞，所以农业二产化我们搞不得。为什么欧洲、日本都在逐渐退出农业2.0?退出的原因是污染过于严重。
所以，切不可招商引资，我们要搞的是小农的农户、村庄的文化，要使在地化资源得以绿色开发，要用这套东西。
我们再往下看瑞士。瑞士的市民在郊区有他们的小块地，这一小块地多少呢?大概就是半公顷，甚至更小，允许他们在这儿搭个棚子，或者搭个小房，干吗呢?放放工具，还可以安放张床休息休息。这种对市民出租的郊区农业在欧洲国家、日本、韩国比比皆是，我们能不能搞成这样?那就意味着聚人气了。
那我们要靠什么呢?靠在地化的品种注册本地化标志，什么东西是最适合本土的?这个品质到底好在哪儿?是富硒，还是富什么，他到底产生健康作用是什么?要把这套东西作为绿色的主题思想、作为题材，才能有吸引人来养生的条件。那好了，把最能够产生这种作用的生产本地化产品的土地变成什么呢?变成对市民出租的土地，一年一收租，农民的资产性收入就是稳定的，外来的消费肯定比本地人要高得多，因此你们的消费就上去了。
山区什么东西是最值钱的?
请看这个石片片的门，木板房，这是位于山区的四星级酒店，为啥四星级呢?推开门就是山区景观。我在德国被人家请去做交流，特意安排我到乡村住这种四星级，早晨推开木窗，牛在你的窗下吃草，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在城里人高度紧张，得精神疾病的比比皆是，他怎么洗心呢?他得到乡村来住几天。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要休假，休假上哪儿去?到乡村去，而不是在城里住宾馆，乡村的四星级宾馆就是因为你有景观。什么叫做景观农业?就是因为你有了景观，你的农业才值钱，这个道理一定要跟大家反复强调。
中国社会是个什么社会?是个稳态社会，什么叫做稳态社会呢?因为给大家分了地，所以中国60%的底层社会人口是小土地所有者，他只是现金收入能力低。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我们产生了一批中等收入群体。现在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占总人口的30%以上。30%什么概念?中国13亿人，现在13.6亿人，30%是多少?5个亿左右。是美国中产阶级总量的2倍半，是欧洲中产阶级的2倍，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在中国。这些人要求个性化、定制化，这时候，如果我们把农业4.0搬进来，我们就等于超前发展了。
什么叫农业4.0?“互联网+”加什么?
农业4.0需要与互联网这个工具密切结合，加题材、景观、本地化标志、休闲旅游等。由此，把“互联网+”搬进来，推进的就是农业4.0了。
这个工具和谁结合了呢?和那些天天泡在网上的城市中产阶级结合。
北京是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占50%以上的城市。据统计，北京本地户籍人口现在是0多万，加上那些没被统计进来的有0多万。如果只按统计的本地户籍人口0多万人算，北京是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超过50%以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北京至少有万到万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是未来我们发展农业4.0，是我们发展绿色北庄的对象。打个比方，房子买了车买了，我还买什么?炒股这事儿我不喜欢，投机我不干，我们能干什么?其实说白了城里的中等收入群体都想下乡，如果你们这儿不把房子搞成千篇一律，我说不定就愿意到这儿来长租一院。夏天来了，冬天就找个人帮我看着，有的是余钱，根本不是资本不足，现在是资本过剩，大量的钱压在城里人手里，用不出去了。
这个趋势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在欧洲开始发生，到我们这儿是进入新世纪开始发生。
如果不善于保护好自己本地的资源性资产，如果全都按照城里那样全搞成钢筋水泥，对城市人有没有吸引力?我为什么不找别的村，那个村还保留了原来的文化，还有原来带有乡土气息的社会风貌，能完全改变我在城里的那种感觉，我得找这种地方。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在找不到消费的地方，而我们又把自己破坏得很严重，我们等于拒绝了这部分能够支付消费的人，我们把他们拒在门外了。所以我提醒各位，特别是村里来的朋友们，千万保护好你村里原来的传统文化，保护好你们原有的景观，然后通过镇，或者通过密云县，做成宣传片，在北京放一放，利用“互联网+”这个手段，你们把它放到网上，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绿色农业的发展。
中国跟欧洲结合成立了“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我们在这个组织下面又成立了“乡村发展专委会”，这儿有一大批专家，都是致力于乡村设计的。要保持绿色，保持多样性，千万不能搞单一的、统一的干法，那还是工业文明的思维，而不是生态文明的思维。所以，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大家就知道了，如何维护资源环境形成景观，如何以景观来构成吸引外部到我们这儿休闲旅游甚至是养生的条件;如何把这些做成题材，特别是借鉴一些国际题材，我们说的“三慢”——慢食、慢城、慢生活。到这儿来别着急，你慢慢来，你就能养生了。我们给他的那个消费题材叫“四洗”，即洗胃、洗肺、洗血、洗心。
“三慢四洗”是我们的题材，实现绿色发展是我们的目标，达到资源共享，老百姓都能得到绿色开发，绿色发展的收益，这就是实现全面小康的路径。
所以，结合五中全会的文件，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农业如何从1.0过渡到4.0。其中，和我们山区农业村发展相关的可能不是农业1.0、农业2.0，而是农业3.0和4.0。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大家对五中全会的理解可能就能加深一步了。
所谓农业4.0，其实更大程度是要利用互联网实现市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统之载体。
如果我们现在得有意识地从高校的学生社团请一些愿意下乡支农的学生，到我们的镇、到我们的村来，让他们帮我们聚人气，让他们帮我们使用“互联网+”。我们要关心这些能够下乡的年轻人，让他们扎得下来，待得住，把他们的能耐，把他们的优势跟我们的资源环境优势结合，构成聚人气的条件。用“互联网+”的方式把人气聚来，我们就有可能形成多样化的社会活动。
我们在北京顺义区有试点，叫分享收获。先是在海淀区试点，叫小毛驴市民农园。当年海淀区*府说，我海淀区山后还有4万农民，不可能都城镇化，所以那4万农民怎么发展，请你们帮我们设计。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实验区，帮他们发展市民农业，我的说法是“市民下乡，农业进城”。搞了市民农业，办农夫市集，吸引人气，搞社会活动，把媒体吸引来，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典型。现在全国各地来参观的已经有好几万了，连国外都来人，聚了人气就形成了一个好的题材。你们如果要组织学习的话，可以参观一下海淀区苏家坨镇后沙涧村西(小毛驴市民农园)。现在有多户市民在这儿种地，每个地块30平方米，交1块钱租金。如果我们按60平米一分地的话，60平米光租金就2。当然要提供服务，提供工具和有机肥，也提供点种苗，如果你再有点技术指导，还要收点技术服务费。
主要是市民自己来劳动，种好种坏是他的事儿，市民搞农业是不计代价的，他就要自己种，产品拿回去送亲戚朋友。这就是休闲农业。这和二产农业、一产农业计算投入产出，成本收益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三产农业休闲旅游成本是不按照农业投入产出来算的。所以我们这套干法，现在越干越大，在全国已经搞了有几百家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创新，搞“社会参与式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社会参与式的食品保障是根本不用打商标，也不用去买标签，什么食品安全方式都不可能达到这个体系的保障水平，只要有社会参与就行。刚才我说了，学生下乡，只要学生在这村里常住，这村打出去的本地标志就是绿色的，为啥呢?因为有社会参与。现在城里老百姓不信商场里的绿色标签，那信什么呢?如果是市民在这儿搞生产，自己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这些干法把老外也吸引来了，一家人一家人到这儿种地。因此，这儿的东西一定是最可靠的。所以，商业单位构建信用打多少亿的广告都没用，这儿信用的一分钱广告不打，媒体跑到我们这儿跟踪报道的就有多家。人气就是这么聚来的。
山区农业搞不得大规模，变成吸引市民来，就是最好的办法，可以在这儿搞小孩的活动，孩子来就是一家来。为啥愿意来呢?小孩现在写作文没题材，到这儿来，哪怕他揪条蚯蚓出来，回去都能写个作文。为啥来这儿?是因为家长放心，这儿地里没化肥农药，没有污染，孩子光着脚在地里踩没关系，不会受到伤害。这儿的食物完全是有机的。所以家长愿意带着孩子来。
同时，我们在这儿搞活动，有大量的农村乡土文化展演，这不像有的地方*府把那些明星大腕请来，我们这儿来的全是农民，搞的是农民的演出、劳动者的演出。也有传统的工艺学习，看看农村的工匠怎么制陶，怎么烧陶罐，怎么做木匠活，把这些技艺都放在这个地方，那就是农业的传统文化多样性。多样化的农村经济社会资源在这儿得到了复兴的机会，用这套东西带动了市民下乡。他们除了吃喝，还能干什么?学点木工，自己做陶罐，不管大小，你都可以刻上你的名字，烧出来以后带回家去了，这是自己亲手做的。农业的文化传承功能是无价之宝，而这些在我们过去招商引资的二产化农业中都是没有的。
所以，以上讲农业3.0的“三产化农业”，打造未来我们农业4.0版的绿色发展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要进一步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农业的社会化+生态化。
这次大家学习五中全会，要记住这五个关键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把这五个关键词记住了，发展的新路径就找到了。今天就汇报到这儿，谢谢大家!
本文通过考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次乡村改造实验，发现其历经平民教育、县*实验、土地改革等三次工作重心转向，多受制于土地问题以及建筑在土地等财产关系之上的社会治理问题。尽管在复杂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意图保持独立、需求资金与权力的张力中，平教会未能达到既定目的，但已涉及“土地革命”中的核心问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情境（条件）下，改良也有向激进转化的诉求。当然，改良转向激进不只是平教会乡村建设的本质使然，更是外部复杂环境影响的结果与资金投入紧约束之体现。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改造,平民教育,县*实验,土地改革
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理论、路线和方法上的改良主义本质是其运动失败的根源。近来有研究已经突破这种“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视角，比如潘家恩、温铁*将乡村建设的研究时长扩展为甲午之后的近代演变，从中国百年激进追求现代化造成乡村破坏的视角理解民国至当代的乡村建设实验，尝试从激进的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的脉络中理解激进。①王先明也以百年乡建为视野，对近代乡村建设及其思想所具有的共性进行考察，认为国民*、共产*和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都将乡村作为建设的本位或重点，从历史长程中观察，乡村建设思想内涵与社会实践显然超越了改良的范畴，因此应该超越“革命-改良”这一简单化评说框架。②
上述论述相对宏观，如果我们能就此超越“革命-改良”的研究框架，放下“成败论”的价值判断，就各*派和社会团体在不同时期均注重乡村的建设工作而达成共识，就可以肯定其在乡村工作时面对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也就有了对各个单位的乡村工作路径、方法、成就、经验、教训等比较分析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为案例做由表及里的分析。该会由晏阳初发起成立，其接续“文化救国”的思潮，首先在河北定县开展以“平民教育”为主的乡村建设实验，后历经平民教育、县*实验、土地改革等三次工作重心转向，最终受制于土地问题以及建筑在土地等财产关系之上的社会治理问题。本文通过考察平教会乡村改造工作重心的历次转向，分析作为外来者的平教会在乡村社会所遭遇的困境与张力，以及这些困境与外部条件的变化如何进一步影响其工作重心转向。
一、从平民教育到县*实验
平教会最初以城市平民教育为主，后因大多数平民生活在乡村而改以乡村平民教育为主。年，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实验区，开展平民教育和社会调查活动。然而，平民教育的推行并不顺利，正如费孝通所述，“文字下乡”是现代化的需要，只有传统乡土社会的性质发生变化，以“现代化”为目的的平民教育才能在乡村推行。
晏阳初逐渐认识到，“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不谋建设的教育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③“整个的建设”即为“文化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的四大教育的综合建设方式，用以培养农民的“文化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年，平教会开始全力在河北定县开展以“平民教育”为主的综合乡村建设实验。
但是，民众仍然无法被广泛发动，晏阳初反思，“觉得工作仍未与民众接近。诚然到民间来了，可不一定就算到民间去”，而且“地方士绅、地方*府，也很难欣赏我们的工作”，乡建计划“如果不考虑乡村地区的*府……那就是不完整的……乡建工作很可能遭到阻碍”。④晏阳初认为乡村改造计划受阻的原因为缺少*府的支持，因此年开始改变其“独立学术团体”的性质而靠近“*治”。而此时，国民*为控制乡村资源、消灭土地革命、维持其统治基础，也希望利用乡建团体的力量达成其自身目的。年，二者合作并选择河北定县为县*实验县，由平教会会员霍六丁担任县长。
事实上，平教会之所以此时选择与国民*府合作，除因“平民教育”为主的乡村改造计划不符合农民实际需求而受到阻碍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值得
首先，平教会最初能够顺利进入河北定县，在于当地具有“救世”使命感的士绅米迪刚等的邀请。随着国家因财*匮乏而不断将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入，乡村社会权力出现“痞化”，新的“官绅”更多代表家族和商人的利益，导致平教会在乡村治理不断劣化的环境下阻碍重重，而不得不依赖*治权力改善治理现状，年霍六丁县长遭到当地士绅不断反对即为佐证。
其次，经费问题为直接原因，经过三年的实验，平教会募得的经费已所剩无几，而后续资金的稳定性又受到影响，世界经济的恐慌影响了国内外各基金资金募集，导致平教会该年预算的大多数款项并未落实。⑤
曾经为人称道的“百名博士下乡”的盛况也随经费减少而留在翻过的一页里。同期，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在年开始广泛影响中国的广大农村，农民破产人数显著增加，定县去往东北务工的人员成倍增加，乡村建设实验环境急剧恶化。
自此，平教会与国民*府合作先后在河北定县、湖南衡山、四川新都等地开展了以“制度变革”为主的县*实验。国民*府开展县*实验的主要目的为通过土地清丈和户籍调查等手段获取更多资源，并设想能借助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工作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平教会希望能依托国民*府提供资金和权力，从而有效推进其乡村建设的改良实验。
因此，实验县的县*改革主要以完善县*机构和推进地方建设两方面为主。随着国民*府不断构建正规的县级行*机构，其制度成本远远大于制度收益，导致县*府普遍入不敷出，最终无力承担县*实验的改制成本和建设成本。不仅平教会和国民*府的矛盾逐渐显化，实验县与基层民众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最初起步于定县的县*改革较为和缓。例如，在县*机构方面，除在县*府“裁局设科”外，直到实验县结束时，县级以下的组织变革仍未完成，土地清丈也未按期开展；地方建设由平教会负责，资金由平教会和省*府补助，并在文化教育和卫生教育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即便如此，定县实验开展不久，由于触动当地的社会权力关系，当地士绅联合北平的定县人共同抵制平教会和实验县⑥，最终迫使霍县长辞职，后三易县长，导致大部分县*工作未能如期开展。
真正演变为流血悲剧的，是平教会主*的新都实验——年—年开展仅不到两年的新都实验客观上加重民众负担而被不断控告，最终因地方势力组织大批民众“围城”的暴力事件而中辍。此后也是三易县长，直到第三任县长融入地方袍哥势力、恢复旧有治理体系才消停下来。
新都实验县的县*机构改革最为剧烈，且严格推行土地清丈、户籍调查、禁烟等*策，行*人员和行*开支均大量增加。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省府财*紧张，补助甚少，平教会此时亦无资金投入。其委派的主*革新的县长只能通过征收清丈费、黑地税款和催缴以往“公学产”欠谷等手段向农民转嫁成本，最终导致当地的袍哥发动民众大规模反抗。⑦而在事变之前，晏阳初对新都实验的建设进展深为不满，认为“建设方面，新都已把农场等成立，但做法方面，还没有深合定县精神”，因此撤换了负责建设和教育的两位科长，但仍于事无补。⑧
二、从县*实验到土地改革
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和四川新都开展的以“制度改革”先行的乡村改造实验，最终以失败结束。该阶段中，平教会不仅缺乏资金，而且裹挟着国民*府构建现代化制度所耗费的巨大成本，加之县本级的不同地方武装虽然被平教会*府予以改造整合，却对于当地的士绅和袍哥等非正规治理力量亦无能为力，其制度改良和社会改良的设想均无法实现。
新都事件后，晏阳初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新的*治势力未能战胜传统的恶势力，故提出从事社会改造的新四力：文化力、经济力、*治力、武力。⑨可见，他已认识到，“*治力”的获得仍然不能使乡村建设计划顺利推行，遂被迫寄托于“武力”来改造乡土社会。这也表明，平教会的社会改良计划在缺乏资金等条件时，同样需要从乡村汲取资源维持其建设目标，从而无法避免与当地原有的治理力量发生冲突，其改良计划也转趋激进。“武力”的提出，说明晏阳初此时已经认识到有效治理是乡村建设实验的前提，这在此后的华西实验区计划中虽然得以体现，但国民*府不可能向乡村建设赋予“武力”。
此后，晏阳初开始全力创办私立乡村建设学院，要为“新四力”造就人才，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造创造条件。年，由于平教会在人才、资金等方面条件成熟，而内战的爆发使国民*府急于维持后方的稳定，二者再次合作成立“华西实验区”，其范围包括四川第三行*督察区的“十县一局”。华西实验区初期的计划与以往的实验有两点明显区别：第一，与*府的关系方面，力图保持独立地位，由*府负责征兵征粮防匪等事务，平教会只负责积极的地方建设事务，但整个实验区的*治权力必须由平教会控制；第二，提出地方自治，将“四大教育”更改为“教育、经济、卫生、地方自治”四大建设。平教会此时对乡村的认识更为成熟：通过管理民枪、组训义勇警察队等完成地方治理，然后通过组建合作社等能产生直接收益的经济建设手段发动民众，进一步实现其教育、卫生建设的目标。⑩但是，华西实验区的工作机构连当年新都整编地方武装的权力都没有。此外，华西实验区初期的建设计划由于缺乏足够的经费，大多流于形式，仅在经济建设方面组织十多个机织生产合作社，且周转困难。
年，美国的《援华法案》使平教会的资金来源稳定下来，平教会重新拟定了全区的乡村建设计划。此时，平教会对乡村建设亦形成了新的认识：
二三十年来，平教会乡村工作的经验积累，已经有足够的材料，让我们对这旧问题获得新认识。这种新认识，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建设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根据；文盲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条件。我们知道，中国的问题在乡村。这个问题是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有待社会的变革，变革的主题是经济问题，是作为乡村经济核心的土地问题，是通过平等互助的合作经济途径，达成现代化经济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据。平教与乡建工作，不触及不解决这个问题的都要遭到历史的否定。11
在该论述中，平教会认识到乡村工作是个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的解决则首推经济问题，乡村经济的核心又是土地问题。因此，华西实验区新拟定的计划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并将土地改革作为经济建设的核心。该计划明确形成通过“创置社田”的方法和平改变乡村土地关系，进而改造乡村社会关系的乡村建设新思路。平教会认为“若要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暴力革命不能成功，而国民*府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管理也不行”，应该以划分的“社学区”为新的乡村基层社会组织，以创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社学区”的核心组织，培养以佃农和自耕农为中心的合作社骨干，对其进行各种教育训练并配备枪支，在“武力”的保护下，形成有效的“地方自治”，逐渐完成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并扶植机织、造纸等工业合作社以发展乡村工业，进而发展教育与卫生等乡村福利性事务。12显而易见，该计划欲以较为缓和的方式完成乡村社会经济的综合变革，已经突破传统的“改良主义”。
然而，该计划中“创置社田”的土地改革计划和“装备自卫武器”的乡村自治计划并未被农复会批准，美援资金因多被用于国共内战和金圆券改革，迫使这两项计划均未能成功开展。正因如此，华西实验区在土地改革方面不得不转而协助国民*府的“农地减租”*策，不仅期望能使实验区工作人员融入正规的*府组织，而且试图增加其培植的农产社骨干在乡村的影响力，减少乡村建设实验推进的阻力。农地减租遭到了当地官绅的激烈反抗，协助减租的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胁，比如巴县第十一辅导区马鬃乡辅导员兼农地减租督办员在协助解决退佃纠纷时，遭到当地乡长与哥老会大爷的殴打辱骂。13作为外来主体的平教会面对基层反抗时，只能上报县*府或撤换减租工作人员，而始终无法解决当地的治理问题，以致减租效果受到较大影响。最终，华西实验区只在农民收益颇丰的机织生产合作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其他如猪牛贷款、良种推广贷款等农业改良计划均因与小农的交易成本过高而亏损严重。
综上可知，平教会的“乡村改造”道路不断面临困境、充满矛盾和张力，致使其工作重心经历了数次转向，不仅提出“武力”改造乡村，而且在华西实验区注重经济建设中的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问题。虽然在复杂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意图保持独立、需求资金与权力的张力中，未能达到既定目的，但平教会已经触摸到“土地革命”中的核心问题。可见，革命与改良并非完全对立，在不同的历史情境（条件）下，改良也能向激进转化。
然而，改良转向激进并不只是平教会乡村建设的本质使然，更是外部复杂环境影响的结果与体现，尤其是社会治理和资金投入问题，二者是乡村建设的前提和保证。任何以追求现代化为目的的*派或社会团体进入乡村，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平教会的乡村改造道路正是在不断回应这些问题且充满教训。因此，如何通过有效治理进而内生地、低成本地发动民众，是乡村建设或乡村革命获得成功的关键。在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也提到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和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可见超越“改良-革命”的二元视角，重新认识平教会等民国乡村建设团体真正的经验和教训，既是百年乡建的历史问题，又是现代中国的时代命题。
①潘家恩、温铁*：《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载《开放时代》年第4期。
②王先明、熊亚平：《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释义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年第4期。
③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天津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④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页。
⑤晏阳初：《在周会上的讲话》，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页。
⑥燕树棠：《平教会与定县》，载《独立评论》第74期（年），第3—8页。
⑦张艺英、李*：《外来主体与近代乡土社会——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新都实验”为例》，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第23—34页。
⑧晏阳初：《对入川人员的期望》，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页。
⑨晏阳初：《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页。
⑩《璧山地方建设中心工作计划大纲》，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藏，9-1-75。
11《旧问题新认识》，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藏，9-1-87。
12《四川省第三行*区平教会华西实验区农村建设计划》，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藏，9-1-22。
13《巴县第十一辅导区给孙主任的代电》，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藏，9-1-。
张艺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ZhangYiying，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ichuanUniversity）
温铁*：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WenTiejun，InstituteofRuralReconstructionofChina，Southwest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