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隆昌县*组织领导的中小学师生的斗争和革命活动
乡师校革命活动
年1月，与保持单线联系的上级领导——川康特委委员马子卿失去了联系的中共内江中心县委书记刘作先，应聘到位于隆昌县城东郊罗汉寺的隆昌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乡师校，今隆昌幼师前身)，以教书作掩护，在教师和学生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刘作先和蒋启予按照周恩来在中共南方局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方针，根据校长喻铭勋崇尚陶行知办学理念、热衷于地方教育事业的特点，积极团结学校进步教师，推行勤俭办学，建立起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和劳动学习高潮。让俗称为“相因稀饭”(乡村师范的谐音)校的面貌大为改观，赢得了校长的赏识和师生们的赞誉，为秘密开展*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年9月，在璧山(今重庆市璧山县)工作的共产*员沈寄踪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后，到沙坪坝开设书店又不幸倒闭，便来到隆昌县投靠校友，受聘到乡师校教书，并兼任《隆昌人报》编辑。
年冬的一天深夜，沈寄踪因筹划开展游击战正急于找到中共*组织，向蒋启予表明了共产*员身份，从此，沈寄踪和刘作先、蒋启予便经常在一起交流情况，分析形势，共同研究开展工作，形成了一个中共临时工作地下*小组。
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和反共浪潮，三人充分认识到作为教师，只有教好书，才能在学校发挥作用，从而打开革命工作局面。他们不仅“勤学”“勤业”，还“勤交友”，这使他们在学校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以此巧妙地把公开的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敌人。
乡师校学生长期处在陈腐落后的空气里，*治上比较幼稚。隆昌县“三青团”干事林逢春利用兼任乡师校*训教官的便利，蛊惑单纯无知的青年学生参加反共的“三青团”，对乡师校*小组开展学生工作形成了阻力。为改变这一状况，刘作先、蒋启予、沈寄踪向喻铭勋建议，创办了“教与学社”，开展课外读书活动，籍以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青年学生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步接受了进步思想，*治上逐步觉醒，追随“三青团”的学生逐渐减少，甚至有的学生敢于公开与林逢春唱对台戏。
“教与学社”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和强烈不满，他们进行了疯狂反扑。林逢春公开打击进步教师和学生，以宣传共产*主张、煽动学生对国民*不满的“罪名”，强迫学校解聘了进步教师尤烈才、何其凯，压制进步力量。林逢春还向隆昌县*府反映，说刘作先、蒋启子、沈寄踪有共产*嫌疑。由于手无实据，加之刘作先他们得到校长信任，林逢春的阴谋没有得逞。
乡师校*小组的工作得到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肯定，赞扬他们不是消极隐蔽待战，而是站稳了脚跟，把公开的教育单位作为战斗的阵地，在隐蔽中积极开展工作和斗争。年，乡师校被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列为青年工作据点之一。
年春，国民*统治集团全面转入“清共”“剿共”，局势不断恶化，“三青团”也加强了对刘作先、沈寄踪、蒋启予的监视。为避免发生意外，刘作先、蒋启予、沈寄踪经过商量，决定撤离乡师校。虽然乡师校*小组被迫停止了活动，但经刘作先、蒋启予、沈寄踪教育培养的学生，渴求进步，积极争取迎接解放的斗志不减。
策划准备上山打游击
年底，日*沿湘桂线发动进攻，打到了贵州独山，四川大有沦陷之势。*中央指示南方局，除进行一般群众和上层联络工作外，还应大力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在大后方农村建立可靠基础，准备在日*进攻四川时开展游击战。
沈寄踪在璧山工作时，联系了国民*炮兵部队中的一个名叫陈*(又名陈威宁)的排长。当时，川东*组织的邹开莲(又名邹育明)让沈寄踪对陈*进行*治教育。陈*喜欢文艺书籍，思想倾向革命，沈寄踪注重对他的培养，作为发展对象。
陈*按照沈寄踪布置的任务在部队中团结了一批有爱国心的下级*官和士兵，有了一定的基础。此时，恰巧陈*所在部队换防到荣昌，驻扎在安富镇。沈寄踪到乡师校后，随即与陈*取得联系，向陈*布置，要他做好准备，如果日*攻人四川，就拉出一支人马上山去打游击。陈*接受任务后，在所在部队争取了80余名官兵和他们手中的武器，做好了打游击准备。
沈寄踪刚到隆昌不久，没有群众基础，如果找不到*组织，要上山开展游击战困难很大。由于时局紧迫，沈寄踪向蒋启予谈了游击计划，希望通过蒋启予找到*组织，蒋启予积极支持，并在一起筹划和准备。
后来，日*从贵州后撤，形势发生变化，上山打游击的计划没有实现，陈*脱离国民**队到了解放区。
保护革命母亲肖禹
肖禹人称杨老太太，从扬州嫁到淮安杨家，生四子三女，30岁时丧夫，独自抚养7子女长大成人。肖禹一家是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的英雄家庭。
抗日战争爆发后，肖禹受子女影响，毅然变卖家产，带着全家离开老家江苏到成都，年加入中国共产*，次子杨述带着弟妹们奔赴延安。肖禹和长子杨道生在成都慷慨解囊租房，创办成都战时出版社和英文日报馆，由杨道生任社长兼经理，用以宣传抗日救国和掩护中共四川*组织的活动。中共四川省委经常在此召开秘密会议，有时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长江局领导也来参加。肖禹为他们站岗放哨，提供茶水饭菜。与此同时，她还资助许多仁人志士奔赴延安或敌后参加革命，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救亡母亲”“革命妈妈”。
年，*组织派杨道生转移去乐山工作，不幸在途中被捕，年6月3日深夜被杀害于成都东门沙河堡。杨道生牺牲后，住在成都东门外的肖禹、杨道生的妻子汪惠芳及两个孩子杨滢、杨欣被特务严密监视，经济来源枯竭，生活极其困难。年冬，刘作先、蒋启予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将肖禹一家秘密接到隆昌来照顾。
年4月的一天夜里，在中共成都*组织的精心安排下，肖禹一行摆脱了国民*特务的监视，乘坐一辆由*组织特意安排的汽车，从成都秘密转移到隆昌。刘作先、蒋启予将肖禹一家接到县城东郊罗汉寺乡师校附近的方家院子隐居，并精心照料和保护了他们近两年时间。
尽管肖禹的生活很艰苦，但她对青少年却非常关心。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常与进步师生谈心，一道讨论青年人应有的理想和抱负等。加深了青年们对共产*的认识。肖禹还以孙儿杨欣的名义订阅了《新华日报》，在进步师生中秘密传阅，成为当时*员们唯一了解*组织活动的通道和师生们的宝贵精神食粮，增强了大家坚持抗战的信心，增进了对抗日前线战况的了解，提高了明辨是非黑白的能力，使“三青团”污蔑共产*、八路*“游而不击”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通过重庆八路*办事处*组织的联系把肖禹找到，安排她随中共代表团的飞机一起到了延安。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这样写道:“共产*人肖禹……为*兴办事业，爱子成仁而不顾，镣铐在前而不屈，险巨备经，忠贞若一”，中共直属机关*委对她评价:“您自己革命，儿媳革命，孙子又革命。您是好母亲，好婆婆，好祖母，您是一个模范的女同志。”
图文提供：舒启元
页面编辑：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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